华为任正非:华为总部永远在深圳

从一家用户交换机(PBX)生产公司销售代理,到如今的世界级企业,华为用了30年。作为华为的创始人,任正非的各种语录流传网络,被称为管理思想家。由于较少公开露面,任正非在

一家用户交换机(PBX)生产公司销售代理,到如今的世界级企业,华为用了30年。作为华为的创始人,任正非的各种“语录”流传网络,被称为管理思想家。由于较少公开露面,任正非在外界看来颇为神秘。

4月4日下午,深圳市人民政府和华为技术有限公司签署“扎根深圳,展望未来”合作协议。华为公司总裁任正非会后接受了媒体采访。对于外界传言的华为“外迁”,他直言这是不存在的事情,“深圳的营商环境总体已经很好了“,“我们从未想过要外迁,我们总部基地远在深圳”。 

于董事会换届,任正非回应道,华为这十几年来是集体管理决策机制,“所有的决策都不是我做的,我只是有发言权,我的很多想法也没有被实施。”任正非这样形容华为的创业历程:第一代奋斗群体本着开放进取的哲学,历经30年,与18万员工共同努力,把一盘“散沙”转变成了团粒结构的“黑土地”,把“航母”划到了起跑线。

华为未来将有哪些创新举措?对于人工智能、区块链,任正非持怎样的观点?5G方面华为又有怎样的布局?在华为全球布局中,深圳所占的位置如何?各位南友跟着Plus君的脚步,一起看看任正非怎么说。

华为任正非:华为总部永远在深圳

谈商业生态环境

“深圳的营商环境总体已经很好”

 

记者: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您怎么看待深圳改革开放历程?进入了改革深水区,深圳应该往什么方向走?

任正非:就是“法治化、市场化”。我们认真去落实这六个字,发展前景就会很好。

记者:我们现在面临怎样的挑战?

任正非:今天我们认识到知识产权才是最重要、最需要的。我们把知识产权保护真正一点点地落实好,原创产品就会越来越多,创新就有可能。

记者:之前您也提到过改革和创新的关系,科技企业应该怎么推进改革?

任正非:我相信国家会更加开放。

第一,通过开放,让更多的人进来,企业能够在国际化的环境中公平竞争。第二,现在,经济发展环境很好,坚持法治化、市场化的道路,就能托起企业的理想和梦想。

我们国家应该坚持更加开放,欢迎外国公司来投资,让年轻人有更多就业、学习深造机会。我和台积电张忠谋讲过,当年,我们没有留学机会,不可能有他那么好的条件,像他一样创业,我们只能是从小舢板开始的,没有技术就去搞代理,没有资本就大家凑,逐步走过来。但是今天我国已经具有这样好的条件,为什么不更加开放呢?

记者:深圳推行营商环境20条,努力打造更好的营商环境,您怎么看?像华为这样的产业巨头,需要怎么样更好的营商环境?

任正非:深圳的“营商环境”总体已经很好了。

记者:这就是华为扎根深圳的主要原因吧?

任正非:过去我们创业的时候很穷,工作到凌晨一两点,去大排档吃碗炒米粉。一些人早上四五点又起床给我们做早餐,他们说你们“北佬”挣大钱,我们小不拉嘟的扒一点。广东人宽容,这就是很好的营商环境。现在法治化进步很大,我们很满意。

记者:您对深圳加强基础研究有什么建议?

任正非:深圳在投资基础教育上是积极的,开办这么多大学,每年增加投资几十所中小学,迟早基础研究会起来的。小学生多了,中学生就多;中学生多了,大学生自然多;大学生多了,博士自然就多……虽然这是一个长期过程,但是人类社会五千年了,我们几十年都不能等吗? 

 

谈人工智能

说中美两国领跑人工智能不太合适

 

记者:有声音说,“中国和美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开始并肩领跑”?

任正非:人工智能不能建造在沙滩上,这个“房子”迟早是会坍塌的。人工智能的基础算法、算力、数据,前两项我们国家还是弱的,光有数据强还不行。因此,“中、美两国在领跑”这种说法我认为不太合适。

记者:所以最急需要补齐的是在基础研究方面?

任正非:现在大家都想去炒炒股、炒炒房,但是数学不是能“炒”出来的,需要数十年的努力。比如,5G有两个关键技术:长码和短码。长码是1964年美国教授写的一个编码方式,短码是2008年土耳其一个教授写的编码方式。围绕这两个方程,数十年来几十个公司可是有上万人在追随研究,变成了一个标准,做过就知道有多么难啊。文学作品总想编造一个完美的人,比如科学家拉着小提琴,其实世界上没有完美的人,科学家就是在某方面比较突出,某方面可能还比较憨。 

 

谈新一届董事会

“华为是集体管理决策机制,所有决策都不是我做的”

 

记者: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新一届董事会。

任正非:三位轮值董事长在当值期间是公司最高领导,但受常务董事会的集体辅佐与制约,并且所有文件需要经过董事会全委会表决通过;董事长是管规则的,主持持股员工代表会,该代表会拥有制定相关规则及重大问题表决权,公司领导层的权力受规则的约束,并受监事会对董事会行为的监督。公司最高权力是放在集体领导、规则遵循、行为约束的笼子里的,以此形成循环。

三位轮值董事长循环轮值,主要是避免“一朝天子一朝臣”,避免优秀干部和优秀人才流失。

记者:董事会新成员出来后,外界说华为实际领导者还是您?

任正非:这十几年来,华为是集体管理决策机制,所有的决策都不是我做的。我只是有发言权,跟大家讲讲我的想法,其实他们有时候也不听,我的很多想法也没有被实施。所以,我就多讲几次,过几年可能他们就听了呢?

记者:新董事会对华为未来的布局和发展,会带来什么变化?

任正非:新董事会只是迭代更替,引入了一些新鲜血液。

第一代奋斗集体本着开放进取的哲学,历经30年,与18万员工共同努力,把一盘“散沙”转变成了团粒结构的“黑土地”,把“航母”划到了起跑线;新的奋斗集体要与全体员工一道,继续刨松“土地”,努力增加土地肥力,坚决为战略崛起而奋斗,再用二三十年时间,建立起清晰方向、有序组织、顽强奋斗的群体,与其他优秀企业一同为人类社会繁荣发展稳定服务。 

 

谈技术研究

“华为不会做多元化业务,永远聚焦在主航道上”

 

记者:华为去年成立了云BU,很多公司在做云计算,华为怎么做出特色?

任正非:云计算方面,其实华为没有做业务内容,我们只是做一个基础平台。这个基础平台就像东北的黑土地,上面谁都可以来种庄稼,“大豆”“高粱”“平安城市”“汽车”……其实华为云是千万家内容的集合。“土地”的改造也很难,直到今年我们也不能说真正做好了这个平台。传输和交换不是平台,但它是平台的基础,华为联接全世界170多个国家、1万多亿美元网络存量的传输交换,把它转换成平台,让所有的“庄稼”成长,这是我们一个理想。

我们的合作伙伴有数千家,其实新闻报道的“云”很多都是他们做的,他们做成功了,把光荣让了一点给我们提供“土地”的。

记者:华为二月份与深圳签署了一个战略合作协议,今天再次签署了一份战略协议,有何不同?

任正非:二月份签订的战略合作协议是智慧城市,只是一个业务。今天签的战略协议不是针对业务,而是华为的全球总部和领导核心。

记者:从去年开始,华为给外界的感觉是在做一些新锐的改革,但是在市场上,可以看到滴滴、美团……包括其他3到5年内就成为“独角兽”的公司,新经济特别活跃,想象空间特别大。而华为的主营业务还是在运营商,但感觉运营商的增量已经是边际效应在递减。所以很想听听您的看法,华为未来会不会跨界,会不会在新经济领域有一些其他的考虑?

任正非:我们讲的是管道,只管流量的流动。终端也是管道,它相当于“水龙头”,企业业务也是管道。我们的技术理论架构模式,将推行“每比特成本下降的摩尔定律”,做网络的不断简化。网络不断简化的结果,我们的销售收入将会不断减少,但受益的是整个社会。华为公司过去这么多年,其实就是在做这个事情,比如光网络按每比特计算成本,这些年其实降价了近万倍,这成就了互联网。我们不断递减,需要在基础科学上做出更大研究。但是我们不会做多元化业务,会永远聚焦在主航道上,未来二三十年,可能我已不活在世界上了,但相信后来的管理层仍会坚持聚焦。

记者:华为的很多竞争对手,比如爱立信、高通等,他们都在抢占5G的制高点,华为在5G上面有怎样的布局?

任正非:科学技术的超前研究不代表社会需求已经产生。如果社会需求没有发展到我们想象的程度,我们投入进去意义就没有那么大,因此,5G可能被炒作过热,我不认为现在5G有这么大的市场空间,因为需求没有完全产生。如果说无人驾驶需要5G,现在能有几台车在无人驾驶?其实轮船、飞机等已经实现了无人驾驶,但是如果飞行员不上飞机,乘客敢上飞机吗?就是这个道理。系统工程不是有一个喇叭口就能解决的问题。 
 

区块链

“区块链没有提到华为的日程上来”

 

记者:最近这些年华为的研发费用投入都特别高,占到销售收入的15%左右,未来华为的研发还会投向哪些创新领域?

任正非:主要是投在主航道上的基础研究,人工智能部分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人工智能的突破主要是算法、算力和数据,这些都是很难突破的,我们将跟随世界的发展前进。“区块链”对于我们公司来说,还没有提到日程上来。算法算力是超尖端技术,是极难的。

在人工智能领域,目前我们主要做基础研究,用于改进内部管理,如果要运用到产品上,还存在相当长的时间和距离。对于前沿科学,研发实行先“开一枪”“让子弹飞一会”,看到线索再“打一炮”,只需要小范围研究讨论就能决定。如果攻“城墙口”需要投入“范弗里特弹药量”,由高层集体决策。 
 

谈内部管理

华为“外迁”是不存在的事,我们总部基地永远在深圳
 

记者:大家对于华为“外迁”一直都很关注,请问您是怎么看的,包括今天签约之后,华为下一步在深圳的发展怎么规划? 

任正非:华为“外迁”是不存在的事情,我们从未想过要外迁,都是部分媒体炒作的。我们总部基地永远在深圳。 

记者:对于华为全球布局,深圳所占的位置?

任正非:深圳总部是华为全球的领导核心。

记者:华为2017年的业绩非常好。

任正非:其实我们做得不好。去年我们公司有一个活动叫“烧不死的鸟是凤凰”,当时处分了大量高层人员,很多人都是降两级。我也是被处分对象之一,轮值CEO都被处分了。为什么?就是要以此来警戒我们公司管理要走向更加科学化。

记者:过去提到华为,都会说华为是“狼文化”,这几年提得少了?

任正非:我们永远都是“狼文化”。可能媒体把“狼”歪曲理解了,并不是我们的拟人化的原意。第一,狼嗅觉很灵敏,闻到机会拼命往前冲;第二,狼从来是一群狼群去奋斗,不是个人英雄主义;第三,可能吃到肉有困难,但狼是不屈不挠的。这三点对奋斗都是正面的。

记者:您会不会担心,华为到了今天的体量,在管理上会存在大企业病?

任正非:我认为我们现在大企业病应该是很严重的,人力资源管理纲要2.0的目的,其实就是批判我们自己,如何能精简组织,提高效率。高研班在研讨时,都是公司高层作为引导员。有高层人员批判我们自己,说曾经对人的管理都是科学管理,现在怎么变成数学管理?这就是僵化教条了,机构太庞大、太沉重了……董事会成员这样带头炮轰华为,可以促进全公司警醒。

当然,解决这些问题也不是一朝一夕,先炮轰,然后一点点小改革。我们只要看到了方向,就能慢慢改革,提高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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