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非常感谢大家在台风天来到我们“半程2021 风往哪里吹：年中经济论坛”的现场。

我做PPT的时候，就在想我该说什么。在这个论坛上，很多专家都分享了自己的观察和判断。那么，我也回到我最擅长的东西。

我是当记者出身的，三十多年来，我一直就在当记者，跑去各地看企业，做商业观察。商业本质上不是科学，它是个经验哲学。每一个时间段，国家和产业发展到一定阶段，都是思想、模式、工具和消费者的行为变化导致的结果。所以今天在中国这片土地上所发生的事情，和英国、美国、日本，和所有商业教科书上的事情都不同。

这也是我作为一线的商业观察者，能够分享给大家最重要的内容。所以，我的演讲标题是“回到现场”，回到中国产业经济的现场，看看现场发生了什么事情。

 

去年我跑了68家企业，今年上半年我走到现场调研过、访谈过的企业，有31家，大部分都是制造业企业。然后今年新能源汽车很火，所以上半年我去了4家新能源汽车的工厂。数字化转型是一个特别的浪潮，于是我又去了几家跟工业互联网、数字化转型相关的平台型企业。

走访这些企业对我而言不是一件结构性的事情，我并没有结构性地思考要去哪些行业，只是因为一些我关注的选题，以及一些机缘，比如到某地讲课，顺便被拉到现场做了一个观察。但是通过这三十多家企业的现场走访，我还是看到了中国产业经济正在发生的事情。

我们看到了5个比较重要的场景，特别想分享给大家。

01.智能化革命：中国是最热烈的试验场

 

我去了一家企业，在一个挺偏的地方，福建省泉州市下面的永春县。

永春出高岭土，历史上就是福建白瓷的出产地之一。陶瓷是一个挺落后的产业，高能耗、高污染、劳动密集型。但是我去的那一家工厂，大概投入了20亿，是中国最大的卫浴企业之一——九牧。

站在那个工厂里你会发现，它和我们想象中的传统陶瓷企业完全不一样。它是一个5G工厂，由中国电信做的一个模板，大量硬件是由华为提供的。在5G环境下，它可以使用很多智能化工具和机器人产品。

这个工厂生产的是陶瓷抽水马桶，但是在工厂中我发现很多工种已经消失了。大家看到，这是一个机械手在施釉。施釉原本都是靠施釉工，一个工人拿一个喷枪。今天中国规模以上的陶瓷工厂有5000家，规模以下的有4万家陶瓷作坊，共几十万的工人进行喷釉。在喷釉这个工种，中国每年会产生很多尘肺病人，尘肺病是不可逆的。有了这个机械手之后，施釉工这个工种就可以消失了，未来中国的尘肺病人会因此减少。

 

还有什么好处？你看这个抽水马桶，虽然不是很高科技的产品，但是有些抽水马桶使用一两年后就会变臭，因为污染物附着在抽水马桶里没有喷釉的死角。但是使用机械手，可以更好地消除死角。机械手由编程控制，不同形状的抽水马桶都可以使用不同的程序施釉。

抽水马桶坯进入电窑后，因为电窑里装了传感器，所以天然气能耗可以下降15%。

在质检程序，原本也依靠人工完成每年100万只抽水马桶的检查。人工质检一只抽水马桶的时间大概是5—8分钟，但是现在通过十几台摄像机镜头，30秒之内就完成。

抽水马桶很重，在整个生产过程中，都需要把它们搬来搬去。所以原本陶瓷工厂里最庞大的人力就是搬运工，他们专门负责搬运马桶，把它们从生产线搬上去、搬下来，搬去堆起来晾干，搬运到仓库里码起来。但是九牧现在的工厂里装了很多运输机器人。原本的铲车工人、搬运工人、码垛工人，都被运输机器人替代了。

我们在这个工厂现场，看到人均产值在增加，能耗在下降，很多工种都在消失。这是一个特别传统的行业正在发生的智能化变革。

我今年去了4家新能源汽车企业，这是吉利工厂的现场，正在生产极氪新能源汽车。今天全世界的汽车工厂都在发生新能源汽车的制造革命，但是，我感觉中国汽车企业是最激进的。

 

汽车是所有工业制成品中最为复杂的品类，一辆汽车看上去简简单单的，但涉及到的零部件有上万个，几乎涵盖所有工业门类，所以汽车产业被认为是制造业的明珠。

中国做汽车的第一人是张学良，第一辆汽车诞生在1931年的沈阳。新中国成立后最重要的成绩之一就是红旗轿车。改革开放后第一批引进的是桑塔纳项目，我们希望能够对它进行国产化改造。到2009年，中国汽车产销量超过了美国。去年中国生产了2500万辆的汽车，比美国、日本、德国的总和还多400万辆。

汽车产业过去三十多年的发展，是中国制造业作为这个国家基本盘发展的一个典型案例。这个行业在今天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新能源革命和智能化革命。

吉利的这家工厂具备年产20万辆车的产能，中国每年产出2000多万辆乘用车，这个工厂能够生产其中1%，需要多少工人？如果在十多年以前，大约是5000—10000人。但是今天我走进这家工厂，发现里面有360台机器人，整个焊接车间完全无人化，冲压车间基本无人化，涂装车间完全无人化。它现在大概只需要1500—1800人左右。当然，不包括三电，电池、电机、电控，这是另外一家公司在做。

这个现象背后，是制造工厂的人力数量在大幅下降，但是对职业工人的素质要求在提高。

不久前，我在一个媒体上讲了人的“无用论”。我不是一个哲学家，并不是从哲学层面评价人的有用和无用，我当时的语境，指的就是在今天产业智能化的场景下，我们在学校里学到的工具化能力，正在被机器所替代。

生产线需不需要人？仍然需要人，需要很多的机械工程师、程序员等专业人员，不管是陶瓷工厂还是汽车工厂里，迫切地需要有新的工种和拥有新能力的人，一些科技人员以蓝领工人的身份出现在现场。所以我说，人的很多能力在今天智能化的环境下，正在被大规模地替代。

我今年上半年去的这两家企业，加上去年调研过的服装工厂、乳牛厂、寝具工厂、制造冰箱空调洗衣机的工厂、钢铁厂，我大概跑了全国近10家这样的数字化工厂，我看到的景象是什么？在智能化的领域里面，中国应该是全球最激进的。

 

我想主要有两个原因。

第一，今天的中国是全球规模最大的制造业国家，这是国家的基本盘。我们拥有庞大的生产能力和供应链能力，所以当变革发生的时候，我们能够接得住。

第二，我认为是内需市场。为什么在欧洲、美国、日本，还没有出现一家陶瓷工厂进行5G化改造的实验，没有像中国企业这样，敢于花十几亿、二十亿、五十亿去进行大规模的数字化改造呢？

因为他们不具备那么大的内需市场——一个每年生产2500万件羽绒衣的工厂，几乎相当于一个国家的人口；但是中国有——波司登每年就做2500万件羽绒衣。他们也没有必要去做300万只抽水马桶，很多国家每年房子改造都没有那么多，但是中国有。

所以，庞大的内需市场，和强大的供应链能力，让中国在制造领域里成为了一个最激烈的试验场。

我们要非常清醒地意识到，我们正处于台风的中心。现在的中国，就是制造业变革台风的中心。很多原来我们拥有的能力、市场认知、盈利模型等等，在今天都在被变革掉。

这是我们在现场看到的第一个景象。

02.制造业赋能平台：重构产业资源

 

这个时候，很多朋友可能开始思考一个问题：我是中小企业主，我没有能力花5个亿、10个亿、20个亿去改造我的生产车间，我一年就做3000万的生意，那在整个智能化变革的浪潮中，我是否仍然有机会跟随这辆列车一起前行呢？

可能的，而且是巨大的可能性。因为今天中国发生了第二个景象：制造业出现很多赋能平台。

目前我们大概有超过600家制造业的赋能型平台，他们在干什么呢？他们通过数据、AI、区块链技术，正在建立行业性中台。例如，有很多做硬件的，如果你需要传感器，最便宜的传感器1毛钱人民币就可以买到，贵的几十元。再比如，有很多做云服务的，华为、腾讯、阿里，还有很多做专业云服务的赋能型企业，还有很多做智能中台和服务中台的，SaaS平台等等。这些企业就通过系统把中小型企业集合起来。

 

如果你今天到绍兴去，会看到什么？一家工厂是织布的，旁边有一家印染厂，还有专门做布匹整理的工厂，然后有做衬衫、牛仔裤、羊毛衫的工厂。它们都在同一片区域里，但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它们是没有关系的。

如何让这些工厂产生关系？如果将这些工厂中设备的数据连在一起的话，它们就有关系了。我们所谓的互联网就是这么发生的。

1980年，阿尔文·托夫勒写《第三次浪潮》，他说现在全世界有很多电脑，电脑里面有很多数据，但是它们都是一个一个数据孤岛。如果某一天有一根线，把全世界的电脑连在一起，这些碎片化的数据就会被集合起来。阿尔文·托夫勒还发明了一个词，“大数据”——这个词在1980年被发明，在90年代中期被应用，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互联网。后来乔布斯改变了智能手机，又把手机里面的信息连在一起，就是移动互联网。

今天，如果你把这些互不关联的工厂里的织布机、印染机、缝纫机连在一起，那就是物联网。每一台机器的拥有者，即便只是一个很小的企业，都可以将数据变成自己的资产。

所以，任何一家中小型企业，都是这场智能化革命中的参与者和获益者。

很多公司都已经在做这样的数据平台。我在现场主要看到两类：一类是做云服务的公司，比如说阿里云、腾讯云、华为云；还有一类是行业的龙头企业，他们对自己的行业最了解，所以将自己的内生能力释放为公共化的能力。

卡奥斯是海尔投资的一家公司，也是海尔的工业互联网平台之一。去年疫情暴发，整个山西省没有一家口罩企业，于是海尔帮助山西在48小时之内建了一条每天能够生产10万只口罩的全自动生产线。

海尔是做口罩的吗？海尔不做口罩。它凭什么可以在48小时内建造一个日产10万的口罩生产线呢？因为它运用了卡奥斯工业互联网平台，把生产口罩的原材料、设备作为一个任务在平台上发放，然后进行生产能力的重新组合。

我今年3月份去卡奥斯调研，他们现在大概服务6万家企业，其中绝大部分都是中小企业。

这是威海一家专门做房车的中型企业，大部分出口到澳大利亚、欧洲。房车这个产品挺麻烦的，需求量很小，个性化定制程度高。每一台房车看上去价格挺昂贵，但是最后的利润其实非常少。对于企业主来说，每一次采购的不确定性都很高，拿到订单以后才能真正投入生产。

他们加入卡奥斯平台后，最终实现了3件事。第一，通过平台发送任务后，最重要的原材料成本变得可控，综合模块成本下降；第二，房车的生产周期由35天下降到了20天；第三，原来订单需要通过澳大利亚的经销商、欧洲经销商到达企业，现在通过互联网可以获得直销的需求。

 

产品溢价在上升，成本在下降，定制化能力在提高。这就是威海一家中型房车企业，加入到智能化工业互联网后获得的益处。

我们在广州又看到了另一家企业，叫做树根互联。这家企业是由三一重工孵化出来的，三一重工是做挖掘机的。挖掘机的消费者普遍是建筑公司，他们一般是向银行贷款购买，还有很大一部分是通过租赁的方式。三一重工将挖掘机从长沙运到了乌鲁木齐，结果一个半月以后，建筑公司想赖账，怎么办？山高路远，打架也打不过人家包工头，所以这个问题无法解决。

于是2008年，还没有移动互联网的时候，三一重工就在想应该怎么解决这个顽疾。他们做了什么呢？在挖掘机里装传感器，可以进行远程控制。租赁时间是三个月，如果一个半月后包工头想赖账，就通过远程控制把这个机器锁死，交钱后再开通。根本不用和你打架，甚至都不用见面，就可以完成这件事。

三一重工每年生产10万台挖掘机，是中国的建筑工地上使用最多的，于是他们就做了一个“挖掘机指数”。国家统计局每季度统计建筑业数据时，就问三一重工要挖掘机指数。到底哪个工地在开工？省里不知道，市里不知道，但是挖掘机知道。

现在树根互联的董事长，就是三一重工原本的CTO。这就是我说的，在云服务公司之外出现的第二类平台，制造业企业将自己的Know-How贯穿赋能给其余中小企业。

佛山有一家中小企业做水果烘干机，每台烘干机售价大概是5万—8万，一般购买者是果农。但是每年水果丰收最多一两次，要农民花5万、8万购买一台烘干机，用完后就闲置大半年，农民当然觉得不合算。而且烘干机烘不同的水果，对湿度和温度的要求是不一样的，农民买回去还不知道该怎么用。

这家企业去年开始和树根互联合作，找出了水果烘干机的新商业模式，在每个烘干机里装传感器和镜面交互系统。农民租一台机器回去，可以通过微信、电话，了解不同水果的烘干条件，企业端也可以远程控制烘干机，帮助农民解决问题。

而当远程控制系统建立成功后，后台便能收集到数据：这台烘干机每天工作几个小时、在烘干什么东西，根据这些数据完善烘干机的租赁模式。这家企业和我说，现在他们的生意很好，16个月就能收回投资成本。

买卖模式变成金融租赁模式，投入成本在下降，盈利模型在发生变化，这些数据对水果公司和干果公司也很有价值。

这就是一家看起来根本不具备任何想象力的中小企业，参与到智能化革命以后发生的改变。

所以，即使你是中小企业，今天也要对自己说，我们是有可能性的、有想象力的。所有的变化，正在生产一线，在工厂现场发生。

03.数字化能力：重建消费者关系

 

刚刚，陆昊总分享了企业微信给大家带来的很多变化。我们公司也用企业微信，原来的用户都沉淀在总编丹荑的微信账号里，去年开始把他们全部转移到企业微信。

你发现没有，几千年来所有商业的变革都是被什么推动的？我们说是被技术推动，但是你想，技术的背后是什么？是工具。工具会改变我们的行为，工具甚至会改变我们的意识。

汽车就是对马车的一次工具革命。我们有e-mail以后，就不太写信了，很多90后，你们写字肯定没有我写得好，工具造成我们某种能力的衰减和被替代。有导航软件之前，你得认路，认路是一种能力。当你开始使用导航以后，你的认路能力就退化了，工具就替代了你这项能力。

所以，我们怎么能够参与到2021年正在发生的产业变革中？我觉得第一个关键的事情是，我们有没有使用和这个时代关系最大的那些工具。我觉得今天讲的企业微信也好，数字化也好，传感器也好，3D打印也好，大数据能力也好，都是这个时代给我们提供了廉价的甚至免费的工具，关键是我们会不会使用这些工具。

我们去购买一个产品，然后添加客服的企业微信。加了企业微信以后，就有可能在每个流程中完成各种关系的重建，从内部的生产数据化、经营的数据化，到营销的数据化，最重要的是我们重建了企业和消费者之间的关系。

科特勒的营销学告诉我们，销售最难的是第一次，第一次让顾客买我的产品很困难。所以企业愿意在消费者第一次购买行为时补贴超额的钱。所以企业的利润在哪里？企业的利润在消费者复购。产品的标价是100元，我让利50元促使你来完成第一次的购买。但在之后，我希望你再花100元、100元……重复买我的东西，等你买到第四次的时候，我就盈利了，这就是复购，也是企业和消费者最基本的关系维持。

今天的公域流量很贵，所以我们通过私域的方式进行消费者关系的重建。这是我们对企业级IM工具的第一层理解。

但是今天，我们进入到第二层理解。从昨天上午开始，管清友、王煜全，这些老师在演讲中都提到了同一个词——大规模个性化定制。要大规模生产，同时能够个性化定制。

一辆汽车，从音响开始，到坐垫，到轮盘的颜色，整辆汽车能够完成800多项定制。它是如何能够完成大规模定制的？首先就是对生产线进行柔性化改造，然后，运用企业微信这类的终端性IM工具，将数据穿透了整个生产流程。

刚才陆昊总在分享索菲亚案例时，就给我们展现了这样一个景象。你加一个企业微信，背后是谁呢？以前，就是卖给你产品的那个销售人员，但是现在，索菲亚通过企业微信做“一客一群”的服务，把设计师、安装师傅、售后服务都放进去了，把整个业务链都打通了，消费者可以看到整个流程、每个环节在发生的事情。它重建了消费者和企业的关系。

 

一家企业完成从生产数字化到经营数字化、到销售管理数字化，基本需要3—5年时间。所以今天有朋友问：我是做家具的，有没有谁可以卖一套数字化系统给我？很抱歉，没有一家公司能够，这个需要你自己去解决。

去年，我拍了一部片子叫做《云上的中国》，跑了十来家数字化改造工厂，跟十多个企业家交流，最终得出一个结论：一家企业要完成数字化改造，无论是用企业微信来进行用户管理，还是门店改造成数字化门店，要进行这些变革，最大的障碍是什么？不是有没有钱，而是那个企业的一把手。企业的一把手有没有数字化的意识，和进行数字化改造的决心。

因为你知道，任何一个变革——比如把一个门店从30天服装配货变成每个礼拜服装配货，你就剥夺了这个店铺配货的权力——每一次的变革，都是公司内部权力的转移，权力的量化和变革，很难在外部买到一个100%的解决方案。

这也是为什么智能化改造、数字化转型说了多少年，到现在还是很困难，只有极少数企业完成了变革的最重要原因。不是钱的原因，不是需求的原因，就是因为你原来所具有的盈利模型、管理制度和工具能力，在今天面临迭代。而这个迭代最大的挑战者是企业的决策者。

所以，今天来到现场的企业家，你说未来几年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很困难，如果你要扇耳光的话，只能对着镜子扇自己的耳光，任何人都没有责任，就是你的责任。

眼下是一个特别重要的变革时期，虽然很困难，但我们在现场还是看到一些即便非常传统的企业，仍然能够完成变革，完成弯道超车。

04.国货潮起来：进入井喷成长期

 

今年上半年我去了30多家企业，有14到15家是国货企业，在现场，我感受到国货终于迎来了一个巨大的井喷期。

熟悉吴晓波频道的人都知道，我们是在哪一年开始讨论国货问题？2016年，那时候还没有新国货这个概念。为什么在2016年讨论新国货？因为2015年我们发现有一批人跑到日本去买马桶盖，他们愿意为了美好的生活买单。

2015年，我们发觉供给侧改革是被这些新的需求呼唤起来的。当这些需求呼唤起来，我们在想一个问题，那个需求到底是什么呢？

我当时看了一本傅高义写的《日本新中产阶级》，他说随着二战后一代人崛起，在新旧社会交替之际，日本人一方面消化了西方的那套东西，另一方面保留了日本文化的精髓。那本书给了我很大的启发，认为这一波浪潮迟早要到中国，无非是哪一年，中国也一定会有中产消费者为国货买单。

今年以来，特别是新疆棉事件以后，我们看到中国的国货终于迎来机会。

这是两家公司，一家叫李宁，它的股票涨了74%，另一家叫安踏，股票涨了37%。昨天是不是还有一家企业叫鸿星尔克，捐款5000万，直播间被大家买空了？我们也要祝福鸿星尔克。

 

国货崛起始于爱国热情，但最终要靠好产品。

我们在天猫看到的情况是，国货品牌占有率达72%，这是一个非常值得骄傲的数据。其中459个新品牌成为细分行业的销量第一，“新国货”已经彻底成为了中国消费品市场的一个特点。

这家企业的老板本来今天也应该在现场。他在汕头澄海，一个玩具产业基地，1980年出生的人，做了20年玩具，一直做到2019年的时候，都觉得自己不会有未来。他做什么呢？做塑料颗粒玩具，这个领域有一个神一般的存在，叫做乐高。去年乐高在全球新开了134家线下门店，91家在中国。

乐高的工厂在哪里？亚洲唯一一家工厂在浙江嘉兴。所以乐高的生产工艺，中国的工厂全部能够实现。我们跟乐高比只差一个东西，叫做文化，你的文化能力没办法和人家竞争。擎天柱是谁的？是美国人的。白雪公主是谁的？是欧洲人的。都和你没有关系。

去年开始，这家公司突然间觉得能跟乐高竞争了，靠什么？靠文化。

第一件事，前年有一部电影《流浪地球》，上映之后他们就去买了版权，做了一批《流浪地球》的衍生产品，发现中国的年轻消费者愿意为《流浪地球》买单，愿意为《三体》买单。

 

第二件事，今天中国的军事力量越发强大，先有辽宁舰，后有山东舰，也有很多的军迷。于是他们就做了一款山东舰的产品。最近建党一百周年，北京有一个党史馆，里面装的航母模型，就是这家澄海的民营企业做的。

然后还有故宫，他们最近又和三星堆签约了。

所以前两天他来见我的时候，我就发觉他腰杆子挺直了。过去只有拷贝，拷贝了20年终于把技术拷贝完了，东西还是卖不过人家，为什么呢？文化不自信，文化没有办法转化为商品力。去年开始到今天，这家企业焕然一新，因为他觉得文化能够产生价值，中国的消费者愿意为本国文化买单了。

这是一个成长的过程。我从1990年开始当工业记者，就是跑企业，20年前写《大败局》，10家企业都是消费品企业。这二三十年来我看到一件事情，每一个人的成长，每一个企业的成长，都是不经历风雨哪能见彩虹。

刚才高国飞书记讲到理查德·布兰森的那句话，“勇敢者也许不会永生，但是谨慎者根本未曾活过”。商业也一样。各位如果做商业，要记住，一定有一天会有人把脏水泼到你脸上，一定会有，就像有人把脏水泼到我脸上一样。

 

但是我也要告诉大家，我是研究企业史的，在商业历史上有没有一个企业、一个品牌，是被骂死的。

企业要死，有几种可能性：

第一种，你的产品被消费者唾弃，你的企业不再具有创新能力了，会死。

第二种，你的组织涣散了，他们不再有荣誉感，不再有价值感，不再是一个能战斗的群体，一定会死。

第三种，创始人意兴阑珊，注意力转移了，他不再认为这个事情值得拿血和汗投入进去，让它能够开花，不再为此愉悦，不再all in的时候，会死。

所以企业要死只有三种情况：被消费者唾弃、组织涣散、创始人丧失斗志，除此之外，你把全世界的脏水泼到他脸上，他依然会发光，只要消费者喜欢他，只要他的组织有战斗力，只要这个企业家无比热爱自己的事业。

这次新国货运动，出现了很多类似的事情，我们看到很多的成长型企业被人骂。

有一家企业叫小仙炖，做燕窝的，有争议没有？第一个争议，燕窝吃了有用吗？这个问题就和中医还是西医一样，有人说我生完孩子吃了之后脸色很好，有人说吃了之后啥用没有。

第二个争议，全世界哪来那么多燕窝？这是不懂。燕窝是金丝燕生宝宝时的“婴儿床”，在印尼和马来西亚是产业化的，他们在一些金丝燕适合生存的地方建一个人工空间，让金丝燕能够便捷地建筑燕窝，宝宝生完之后这个燕窝摘下来卖到全世界去，大部分卖到中国，因为中国人相信这些东西，所以它是个产业。企业也没有讲清楚，然后国内就一堆争议。

小仙炖我是2016年就认识了，夫妻俩，女方为了做燕窝把名字改成了林小仙。我倒是挺乐见这种事情，一个企业家愿意把自己的名字改成品牌名，你未来骂小仙炖，骂的就是林小仙。就像你骂吴晓波频道，骂的就是吴晓波一样，我敢把我的名字做成品牌，就要对每个错别字负责任。

 

我2016年看着它成长起来，到今天面临很大的争议。有一次我们做直播，团队就说最近小仙炖争议很多，能不能过两个月之后再做直播。

我就和那个同事说，咱们想三件事：第一，这是不是一个好企业？第二，燕窝是不是一个正当的市场，有人不相信，有没有人相信呢？第三，你看不看好这个企业？如果这三个问题的答案都是肯定的话，明天我们就应该把这家正在受到争议的新国货品牌请到直播间来，因为它现在最需要我们。

如果燕窝是个伪产品，这家企业就不值得帮助，两个月后，两年后，他们也不能进直播间。能不能进直播间和当下有没有争议无关。

如果你是一家新国货企业，当你在角落时没人关注你，当你跑到了淘宝、天猫细分品类第一时，就有很多人把脏水准备在手里了，甚至脏水已经在路上了。

怎么办呢，看看《大败局》，想一想过去二三十年中国这些品牌所遭受过的屈辱和考验。

新国货企业在成长过程中碰到一些负面的报道，碰到一些消费者的质疑，我们还是要认真地倾听这些声音，想一想哪些地方他们说的是对的。再想一想我们正在干的事情，是不是一个正当的市场里面的好产品，然后坚定去走自己的路。

我们去年办了第一届金物奖，今年还会办，预计有2000多家企业参与，欢迎报名。我们最近和东方卫视签了一个合作，今年会做一档综艺节目，一些新国货报名之后，还有综艺表现的机会，你可以来参加。

05.组织再造能力：决定企业的创新可能性

 

朋友们，商业界已经有很多年没有谈管理了，因为我们觉得外延式的商业模式成长不需要有管理能力，有获客能力就行了。但在今天，当所有泡沫都散去时，我们突然发觉“组织”“管理”“工具”，这些非常冰冷的、有十几二十年没有碰过的名词重新回到了视野中。

我们正面临着对此前一切的变革，无论你是大企业、中小企业，都会想一个问题：我怎么能够赶上这个潮流呢？最关键的是组织能力的再造，一家企业有没有具备不断创新的能力。

今年1月我去青岛，吃了一只烤鸭，北京烤鸭，“海尔造”的。我很难想象，海尔居然会做烤鸭。他们今年春节期间卖掉了3万多只烤鸭，今年全年大概能卖掉10万只。

 

为什么会做烤鸭呢，因为疫情期间烤箱卖不掉。食联网部门就有一个哥们，一天到晚想这件事怎么办。他喜欢吃烤鸭，有一个北京的朋友是个烤鸭师傅，他们在线交流，有没有可能在自己家里做烤鸭。那个师傅说不可能，烤鸭很难做。

在此之前，中国家庭几乎没有能力在自己家里做烤鸭，要吃烤鸭必须要到餐厅去。

去年7月份他们开始琢磨这事，两个人一个在青岛，一个在北京，一个是做烤箱的，一个是卖烤鸭的，做了大概几百次实验，要控制烤箱的温度，要预制鸭胚，等等。

我到青岛的时候，他们就带我到一个店里，从冰箱里拿出一只鸭胚，没有解冻，直接放进烤箱里。一个小时后我参观完，拿出烤鸭给我吃，我当时非常吃惊。

除了烤鸭，还有剁椒鱼头、烤乳鸽等，海尔找了十多个国家级烹饪大师，开发出一套“数字菜谱”，食品加工企业把它们量化，然后用户线上下单，选材、包装、配送、智能家电操作，最后到餐桌，这就是海尔的一条“食联网”。

我前面讲的无非是一个制造业企业怎么把互联网、服务业、物流全部打通的过程。但这里有一个问题，那哥们为什么去年7月会去做这么个事？创意是如何产生的？

海尔集团的董事长是张瑞敏，海尔集团的总裁是周云杰，旗下家电企业海尔智家的董事长是梁海山。当这个烤鸭被创造出来的时候，从张瑞敏到周云杰到梁海山都不知道有这回事。仅仅是海尔智家下面的“食联网”公司的副总裁做的。“食联网”公司40%的股份由团队拥有，其中一个人就是这位副总裁。

 

全中国所有的大型制造业企业中，在管理创新方面做得最激进的就是海尔。2005年就提出人单合一。2015年去组织化，把十几级科层变成三层，平台主、小微主、创客。到今天海尔旗下像“食联网”这样的团队拥有股份的公司有300多家，其中两家已经上市了——这些公司都是奔着上市去的。

所以你看，一个烤鸭的背后是什么呢？是一家公司组织能力的再造。如果一家企业已经做了5年、10年、20年，面临智能化变革、工业互联网、大数据、新国货消费者需求、C2M，你怎么来进行变革呢？靠一个人的智慧是不行的。

今天我们看到的是，中国实体经济正在发生大规模的组织、治理、资本、品类的创新。

 

杭州有很多创业公司，其中一些是宁波、温州、绍兴那一带传统制造企业的二代，比如做保温杯的、做家纺的、做红木家具的。这些制造企业的创始人是50后、60后或者70后，他们的孩子是80后、90后，甚至00后。

他们在杭州做什么呢？重新组建一家技术公司、品牌公司、电商公司，实现组织、治理、资本、品类的创新。他们为什么不愿意在宁波、温州、绍兴呢？因为离爸爸妈妈实在太近了，天天问你今天赚多少钱，烦得要死，所以跑到杭州来。杭州现在有很多这样的创新公司。

这些就是我们在产业经济现场看到的景象：

第一，智能工厂层出不穷。全世界最激进的智能革命实验场在中国。

在10年前、20年前讲“Made in China”时，我们有全世界产能最大的工厂，最大的手机工厂、冰箱工厂、电视机厂、洗衣机厂、空调工厂，全部在中国。今天这些已经不足夸了，值得夸耀的是什么呢？是智能工厂。我们有多少的智能工厂，通过数据革命和提高劳动效率，最终再造中国一线蓝领工人。

第二，赋能互联模型初现。今天中国有600多家工业互联网赋能平台，浪潮才刚刚起步，现在是黎明前的时分，所有的中小企业都非常有机会参与到这场革命中。

第三，用户关系数字重建。同时用户关系又反向推动了生产线的柔性化革命，最终造就了工厂的数据化、精益管理数字化和消费者营销管理的数字化，最终完成整个数字化变革。

第四，国货热浪井喷爆发。所有的商品都值得重新做一遍。

第五，组织再造迫在眉睫。

这是我们今天看到的中国景象，一线现场的景象。

 

讲到这里，演讲基本结束了，但是有同学会问：吴老师，你看到的2021和我看到的2021好像不一样哦，我们还看到了另外一个2021。

看到没有，这是今年网上特别火的词：内卷、收智商税、互联网平台垄断、成本增加、中产消灭、消费降级、反精英、“资本家”诅咒。熟不熟悉？

这就是一块硬币的两面。

朋友们，晚上12点，看到一幢办公楼灯火通明，你会想到什么？两三年前，会有人想到中国是有希望的，无数的年轻人还在燃烧自己的热情，这个国家有创新的未来。

但今天呢，会有人说资本又在剥削了，说他们又在“996”了。

当这两个人站在一起，同样面对一栋晚上12点灯火通明的大楼，一个人说这是创业热潮，生产力还在发展，另一个人说这是资本剥削，要反内卷时，他们俩会争吵吗？会争吵。谁是对的？他们说的都是对的。

我只能告诉大家，这不是一个辩论的时代，这始终是每一个人认真生活和工作的时代。

 

今年为什么出现那么多情绪啊？中国现在是一个被情绪控制的社会，为什么呢？管清友老师已经讲明白了，全世界最大的“渣男”是谁？美联储。新冠疫情之后美联储放水，造成全球货币通胀，有产者会成为这次通胀的最大获益者，那些喊着资本剥削、反内卷、反996的人们被剥夺。

我们发现一个景象，社会正在被撕裂。我们希望这个社会变成橄榄型结构，中产阶层大规模增加。我们最不愿意看到的是哑铃型结构，有钱人超级有钱，穷人无限抱怨。

我们今天在这里探讨、我们日复一日地工作、上半年我走访30多家企业、高书记向大家推介西湖区，都是希望这个国家变成一个橄榄型社会，人人安居乐业，每个人都能过上自己喜欢的生活，能够从事自己热爱的工作，能够不再为孩子读书、老人生病、房价所烦恼，这是我们共同追求的事情。

这件事情靠吵架能完成吗？完成不了。我希望吴晓波频道的朋友们，企投会的朋友们，来到现场的朋友们，都是认真工作、学习、生活的人。

经济在复苏，为什么很多人感知不到呢？因为今天的复苏还不是一个全民性的复苏，是一个K型复苏。你问我：吴老师，哪个行业是好行业？我告诉大家，没有一个好行业，每个行业都在人为。

 

今年春节，中国电影票房80亿，创下全球单一市场票房纪录。7部电影里，有2部电影票房占到80%。而《侍神令》6亿元投资，票房只有2.6亿元。在全世界单一市场票房纪录的时间里，你上线一部电影，仍然可以输到底裤都没有。

没有一个好市场，这里是最好的市场了。

上半年IPO创历史新高，同时中概股60%破发。社区团购如火如荼，阿里投入200亿布局，社区电商同程生活仍然会破产。上半年汽车市场非常好，奔驰、宝马、奥迪的中国区销量都超过了40万辆，仍然有很多国产传统品牌跌幅达到60%……

风往哪里吹呢？我们需要回到现场，理性地去看今天中国产业经济正在发生哪些工具革命、模式革命、需求革命，然后想想我们有没有可能通过组织创新的方式，通过工具迭代的方式，成为进步力量中的一部分。然后在这次K型复苏中，努力一起成为上方成长的这部分人。

在这样的时候，我们更加需要用理性的方式，用历史的眼光来看待正在经历的2021年。我特别喜欢汤因比的这段话，他说：创造是一种遭遇的结果。文明总是在异常困难、而非异常优越的环境中降生的。挑战越大，刺激越强。

 

2021年，我们每一个人都面临巨大的挑战，同时给我们带来巨大的刺激，希望我们在一起跑好2021年的下半场。

　　为深入落实创新发展驱动战略，加快完善我市制造业创新体系，根据《深圳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关于制造业创新中心建设管理细则》，我局决定开展2021年制造业创新中心扶持计划项目申报工作，具体要求参见申请指南（见附件）。

　　我局从未委托任何机构或个人代理项目申报事宜，请项目单位按指南要求进行申报。我局将严格按照有关标准和程序受理申请，不收取任何费用。如有任何机构或个人假借我局工作人员名义向企业收取费用的，请知情者向我局举报。

　　特此通知。

　　附件：2021年制造业创新中心扶持计划申请指南

　　深圳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2021年6月28日

　　附件

　　2021年制造业创新中心扶持计划申请指南

　　一、支持对象

　　已获批组建的国家、广东省和深圳市制造业创新中心,以及筹建中的深圳市制造业创新中心。

　　二、设定依据

　　（一）《关于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坚定不移打造制造强市的若干措施》（深府规〔2021〕1号）。

　　（二）《深圳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关于制造业创新中心建设管理细则》（深工信规〔2021〕1号）。

　　三、支持数量和资助方式

　　（一）支持数量。

　　1.有数量限制，受专项资金年度总额控制。

　　2.筹建中的深圳市制造业创新中心可申请1次基础平台建设项目。

　　3.已组建的国家、广东省和深圳市制造业创新中心可申请公共平台建设、前沿/共性技术研发、示范应用类项目和获得国家或省立项支持的制造业创新中心项目的配套资助。申请项目总数不超过3个。

　　（二）资助方式。

　　1.基础平台建设项目。采用事前资助方式，资助金额不超过经审核确定的总投入的50%，不超过1000万元。项目建设期限不超过筹建期。

　　2.公共服务平台建设。面向制造业创新中心所属领域，搭建试验验证、检验检测、知识产权协同运用、人才培训、信息服务等平台，提供制造业创新公共服务。采用事前资助方式，单个项目资助金额不超过经审核确定的项目总投入的50%，不超过5000万元。项目建设期一般不超过3年。

　　3.共性/关键技术研发类、示范应用类项目。采用“事前立项、事后资助”方式（先列入扶持计划，在项目完成经验收通过后，按扶持计划予以资助），单个项目资助金额不超过经审计的项目总投入的50%，不超过3000万元。项目建设期一般不超过3年。

　　4.获国家或省立项支持的项目。制造业创新中心的项目获得国家或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部门立项支持的，在资助资金到位后可向市工业和信息化局申请配套资助。市工业和信息化局按不超过1∶1的比例对已拨付到位的国家或广东省资助资金给予配套。国家、省和深圳市的支持资金总额不超过项目总投资的50%。已获得市级财政资助的项目不再重复资助。

　　四、申报条件

　　（一）申报主体已获国家、广东省或深圳市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批复组建，在深圳市行政区域（含深汕特别合作区，下同）内成立、建设和运营。

　　（二）申报主体未违反国家、省、市联合惩戒政策和制度规定，未被列为联合惩戒对象。

　　（三）申报主体无逾期未办理验收、验收未通过的项目。

　　（四）申报项目所在地位于深圳市，符合国家和我市能耗、环保、安全等要求，按有关规定完成项目所需的用地、环评、规划等备案或核准，取得有关批准文件。

　　（五）申报主体具备实施申报项目所需的资金、人员、场地、设备等主要保障条件。

　　（六）同一主体建设内容相同或部分相同的项目不得向市有关部门多头申报。经核实属多头申报的项目，将取消申报资格并追究申报单位责任。

　　（七）申报主体此前如已承担国家、广东省或深圳市制造业创新中心建设项目，项目应按合同约定正常推进。

　　（八）申报主体不处于整改期内。

　　（九）符合法律、法规、规章和上级行政机关规范性文件规定的其他条件。

　　五、申请材料

　　（一）登录广东政务服务网——深圳市——市工业和信息化局——搜索申报事项名称“制造业创新中心扶持计划”，在线填报申请书，提供通过该系统打印的申请书纸质文件原件；（网址：http://wb.gxj.sz.gov.cn/indprom/sfm/#/apply?itemCode=4403000000005907069931000303728001）

　　（二）项目可行性报告原件；

　　（三）营业执照或登记证书复印件；

　　（四）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

　　（五）税务部门提供的单位上年度完税证明复印件；

　　（六）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近三年财务报告或由法定代表人签字的单位财务决算报表复印件；

　　（七）近期（三个月以内）银行出具的自有资金存款证明文件原件；银行出具的贷款承诺文件或已签订的贷款协议或合同复印件（若有贷款）；

　　（八）必要的生产、经营许可及认证文件复印件（可提供的项目用地（海域）规划许可文件及土地使用权属证明，场地、用海租赁的请提供租赁证明，以及环保部门出具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的审批意见）；

　　（九）具备实施申请项目所需的人员、设施等主要条件保障的资料复印件；

　　（十）申请配套类项目的需提供国家/省级资金已到账凭证。

　　六、材料要求

　　以上材料均需加盖申报单位印章，多页的还需加盖骑缝印章；一式1份，A4纸正反面打印/复印，非空白页（含封面）需连续编写页码，装订成册（胶装）。

　　七、申请受理机关

　　（一）受理机关：深圳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二）受理时间：

　　1.网络填报受理时间：2021年6月30日至2021年7月

　　26日18时（注：网络填报受理截止前已在线提交申请，但后经预审被退回修改的，可于书面材料受理截止前再次提交修改后的材料进行预审，预审通过后方可按时向行政服务大厅提交纸质申请材料。）；

　　2.书面材料受理时间：2021年6月30日至7月30日（工作时间）；（注：网上预审通过后请及时预约到行政服务大厅窗口递交纸质材料，递交了纸质材料的项目才算申报成功）

　　（三）咨询电话：

　　1.业务咨询电话：88101348；

　　2.网络技术服务咨询电话：0755-8810067、0755-88121903。

　　（四）受理地点：深圳市福田区福中三路市民中心B区市行政服务大厅西厅综合窗口。(注：为做好疫情防控，减少人员聚集，到深圳市行政服务大厅提交材料需提前预约。预约指南：“i深圳”APP或关注“深圳市行政服务大厅”微信公众号。操作流程：【办事预约】或【预约取号】—【深圳市行政服务大厅西厅】。疫情期间，请按照预约时段，错峰提交材料）。

　　八、申请决定机关

　　深圳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九、办理流程

　　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发布指南——申报单位网上申报——初审——申报单位提交纸质申请材料——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开展专家评审、现场考察，拟定支持对象和金额——社会公示——市工业和信息化局下达项目资金计划——签订合同——市工业和信息化局拨付资助经费。

　　十、办理时限

　　集中申报，集中办理，180个工作日。

　　十一、证件及有效期限

　　证件：资金下达文件。

　　有效期限：申请人应当在收到下达文件之日起1个月内，至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办理资金拨付手续。

　　十二、证件的法律效力

　　申请人凭批准文件获得专项资金资助。

　　十三、收费

　　无。

　　十四、年审或年检

　　无年审。

　　由国家税务总局深圳市税务局主办、深圳工业总会承办的“制造业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最新政策宣讲会”将于2021年6月18日举办。本次政策宣讲会为线上活动，国家税务总局深圳市税务局将围绕“2021年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最新政策”、“小型微利企业所得税减免”等系列减税政策进行解读。活动详情及参会方式见附件，欢迎广大中小企业积极参加。

　　我局设立中小企业公益服务行动监督投诉专线：82975809。活动结束后，我局会抽测参与对象的满意度。

　　附件：中小企业公益服务活动信息表

　　深圳市中小企业服务局

2021年6月17日

附件下载

附件 中小企业公益服务活动信息表.xlsx

文︱郭紫文

作为“十四五”规划的开局之年，2021年智能制造业大有可为。在5G、云计算、AI（人工智能）、IoT（物联网）等新兴技术的不断推进下，制造业经过融合发展逐渐朝着智能化加速模式转型和产业升级。

4月16日，在镁客网举办的机器人与智能制造高峰论坛上，来自机器人与智能制造产业链上下游的企业和高校为大家介绍了机器人的最新研究成果，以及机器人与智能制造未来的发展趋势。

蓬勃发展的机器人市场

机器人可大致分为工业机器人、服务机器人和特种机器人三类，其中工业机器人占比最大，是智能制造行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据赛智时代整理的数据显示，2020年我国机器人市场结构中，工业机器人占机器人市场总规模65％，服务机器人占比27％，特种机器人占比8％。

图：2020年我国机器人市场结构

捷克作家恰佩克曾提出机器人的三个概念：安全、感知与自我繁殖。一直以来，我国工业机器人技术无论在安全性能还是感知能力方面都还很薄弱。近年来，制造业持续飞速发展，市场对工厂生产效率和质量提出了更高要求，不断推动智能制造从自动化向智能化演变和升级。作为智能制造的重要标志，我国的机器人技术也在不断创新和发展，市场持续向好。

据IFR（国际机器人联合会）统计，我国工业机器人密度在2017年达到97台／万人，已经超过全球平均水平，预计我国机器人密度将在2021年突破130台／万人，达到发达国家平均水平。经初步统计，2019年我国工业机器人市场规模达到57．3亿美元，到2020年，国内市场规模进一步扩大，预计将突破60亿美元。

图：2015－2020年中国工业机器人销售额及增长率变化趋势

机器人2．0，全面赋能智能制造

智能制造是基于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与先进制造技术深度融合，贯穿于设计、生产、管理、服务等制造活动的各个环节，具有自感知、自学习、自决策、自执行和自适应功能的新型生产方式。其核心是有效利用数据来改进和自动做出决策、预测和实时行动，优化工业产出。根据集邦咨询（TrendForce）旗下拓墣产业研究院表示，预估2024年全球智能制造市场规模将达到4000亿美元，年复合增长率达10．1％。

图：2020－2024年全球智能制造市场规模

工业机器人是智能制造的重要环节，是衡量一个国家创新能力与高端制造业水平的标志。因此，工业机器人在感知、学习、决策等功能上也需要不断创新与发展。从智能化程度上看，机器人具有机器和人两大类属性。机器人1．0更偏向于前者，而机器人2．0则更偏向于后者，逐渐朝更加智能、灵活、安全的方向发展和演变。

工业4.0的提出，要求传统制造业在速度、柔性、响应速度和效率等方面有大幅度提升，在保证高质量的同时降低生产成本。在AI、AR、机器视觉的推动下，机器人2．0在决策、交互能力上较前代有了质的飞跃。另一方面，机器人2．0对安全性要求上升到新的高度，协作机器人的应用让安全性的定义范围逐渐扩展，不仅要保证机器人本身的性能安全，还要求机器人与周围环境高度配合，保障周围人与物的安全。

国产化背景下，智能制造如何发展？

“十四五”规划提出了智能制造发展目标，即加快数字化普及速度，加快智能转型。国家政策的支持下，智能制造产业融合逐渐扩大，加之以美国为首的技术打压和封锁让国际大环境日益严峻，在智能制造领域掀起了一股“国产化替代”的热潮。

热潮之下，国产化进程也遭遇了很多挑战和难题。从核心的底层技术到总线协议模式，我国智能制造产业都受制于国外。本土化企业越来越意识到要开发自主技术和产品，解决国外卡脖子问题。要实现智能制造技术的自主可控，首先应该完善人才培养机制，完备基础科学积累，加快技术创新升级；其次，国产企业想要走向高端应用，还要解决客户信任度的问题，归根结底还是要把技术做好，才能让产品应用落地。

在中美关系紧张的当下，一个关键数据的下滑牵动了高层的神经。

这个数据就是制造业在中国经济中的占比。

随即，“保持制造业比重基本稳定”出现在十四五规划之中。与此同时，十三五规划提到的“重点培育服务业”则悄然不见。

一增一减，制造强国的方向无比明确。

“国家的竞争就是经济的竞争，竞争主体是企业。中国从经济大国发展成为经济强国的历程，就是中国企业追赶超越全球产业巨头的过程。”

这句话是TCL创始人、董事长李东生说的。

他说这话后不久，TCL完成了对苏州三星产线的收购，力助中国在该领域完成了对韩国的局部超越。

2021年4月1日，TCL科技发布公告，苏州三星电子液晶显示科技有限公司60%股权收购及苏州三星显示有限公司100%股权交割完成，苏州华星技术及苏州华星显示的系统交接基本完成……

事实上，和芯片一样，液晶面板也曾有一个悲伤的故事。

10年前，中国制造了全球一半的彩电，但中高端液晶面板几乎全部进口，进口量高居中国进口货物第四位，前三分别是石油、铁矿石、芯片。

当日历翻到2020年，芯片、石油、铁矿石继续把持着中国进口前三，而液晶面板在国际贸易中则实现了顺差。

如果用一句话概括前40年和未来几十年，“世界是屏的”极为传神。

十年前，中国曾面临的“缺芯少屏”的困境。现在，“少屏”已经突出重围。

液晶面板向下关联着电视、电脑和手机，向上关联着高端工艺、材料，居于产业链的中游，无论于产业变迁还是普通人的生活，意义都不同寻常——

20年前，电视既是中国幸福家庭的标配，也可以说是中国“世界工厂”起步的地方。至于手机，如今已基本取代电视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必需，更是中国制造引领未来生活的标志。

一个产业折射的是整个国家的筚路蓝缕。四十年的坚持才有今天的进步。国家间竞争，哪里有随随便便的成功。

昔日重现？

造电视大略属于工业2.0，而造液晶面板够得上工业3.0。为了这个进化，中国奋斗了40多年。

00后很难想象父辈对电视的迷恋，就像他们的父辈无法理解00后会为了一款新手机彻夜排队。

电视，被称为21世纪最伟大的发明。

但直到1980年，中国电视普及率仅为1%左右。

1980年，美国电视剧《大西洋底来的人》在中央电视台首播，1984年重播，其收视热度都远超今天新手机的一机难求。

中国改革开放，首要是启迪民智，造电视就成为最优先的工业项目之一。

1979年一年，第一条引进的黑白电视生产线落户四川，第一条引进的彩色电视生产线落户上海，第一条引进彩色显像管生产线落户咸阳……它们技术源头都是日本。

电视、显像管由此书写了中国最早的赶超故事。1985年超美，1987年超日，中国用了8年时间便成为世界最大的电视机生产国。

更重要的是，当时的中国掌握了电视95%的价值链。直到液晶技术商业化，中国上升势头因为技术代差才被阻遏。

这个历史轮回不经意间揭示了全球产业分工变迁的一个秘密，也给了中国产业进化一次最痛的领悟。

按照前工信部部长苗圩的描述，全球制造业分成三个梯队：

第一梯队是以美国为主导的全球科技创新中心。

第二梯队是高端制造领域，包括欧盟、日本。

第三梯队是中低端制造领域，主要是一些新兴国家。

过去六十年，制造业的产业链基本是梯次传承，在东亚尤为明显，甚至形成了一个让很多国家羡慕嫉妒恨的“环”——

美国→日本→ 韩国、中国台湾→ 中国大陆

圈子里，大到一国，小至一个企业，技术壁垒把它们牢牢固定在价值链的不同层级上。掌握技术源头的国家和企业拥有最大的话语权。

这种体验，中国人在2018年的贸易战中感受深刻。技术封锁，逼得出货量一度占据世界第一的华为手机业务大踏步后撤，和尖端芯片更是只能执手相看泪眼。

在芯片制造方面，美国也曾同样教训过日本，一手把韩国、台湾扶植成行业巨擘。

中国要打破产业链、价值链的魔咒唯有靠自己，靠创新，如同十四五规划说的那样，向上游靠近。

在液晶显示领域，韩国就是抓住了日本技术选择困难，完成了对日本的反杀。

2003、2004年，是中国电视、显示面板制造业的悲伤时刻。当韩国为了液晶连亏7年依然孤注一掷的时候，占据世界电视制造半壁江山的中国企业走错了路。

中国8家彩色显像管的龙头企业，坚持的理念却是“只要有彩电就需要彩管”。彩虹集团甚至花了6亿引进日本的号称下一代的显像管生产线，结果引进就过时，成为压垮这家企业的最后一根稻草。

反倒是之前一度贪恋等离子技术路线的京东方，吃一堑长一智，认准液晶，从此奠定了在中国液晶显示的江湖地位。

之后的十多年，是液晶面板从韩国、台湾，最后到中国大陆的又一轮回。

2020年，随着TCL收购苏州三星，京东方和TCL成为行业Top2，力助中国再次超越韩国、台湾，昔日重现。

然而，面对三星的脱手，液晶对显像管时代的阴霾也不由得会让普通人疑窦暗生——TCL大手笔收购三星苏州工厂真的是一步好棋吗？

一口吃不出个胖子

落后的太久，熟悉的路径依赖被打断，国人对赶超的殷切可想而知。

芯片中国制造，本来很可能会是另一个版本的电视故事，只是在最后一刻横生枝节。

2018年因此成了中国人对技术、对制造业最最关注的一年。《科技日报》当年曾经一气列出中国35项卡脖子技术，60多项未完全掌握的核心技术……

国人巴不得每天一觉醒来，都有好消息，抖音上到处都是意淫的“中国又获突破……”的捷报。

但是，制造业是需要慢慢积累、不断进步的，而且还要尽可能少走弯路。

今天的人都觉得造电视、造汽车很容易，殊不知中国曾经犯过好几次战略失误。

• 第一次是1973年，那是一个美国可出技术产品清单让中国选的年代。

中国代表团访问美国康宁公司，为引进彩色显像管生产线做准备。为了展示自己的工艺水平，康宁公司向代表团赠送了彩色玻璃蜗牛，不料这被解读为“讽刺中国的发展像蜗牛爬”，引进工作因此被取消。

一只蜗牛让中国第一条彩管生产线被推迟了6年。实现投产已经是10年后。

• 第二次是入世后。

改革开放后，中国沉迷于技术引进，丧失了自主研发的动力，认为既然啥都可以买，买来的更快、更香，以至于丧失了独立性和战略判断力。

结果入世时对汽车产业争取到的十年保护，反而养育了一个不思进取的怪胎。

液晶崛起之初，汲取了历史教训的外企为了防止中国企业的竞争，一度拒绝与中国合资建厂。

结果中国积累了20年的产业优势在一朝丧尽，在液晶流行的年代，中国电视近八成的利润外流，中国企业只能赚个组装费。

1997、2008年两次金融危机，让中国企业终于觅得良机。

先有京东方借机拿下现代的液晶显示部门，集中力量建设5代线，后有中电熊猫、TCL逆周期投资、高世代投产发展，一步跨到8.5代生产线，终于为中国行业崛起觅得了胜机。

中国面板显示产业的重新崛起是和对手真刀真枪比拼的结果，所以不用怀疑中国企业家的战略决断力。

在收购苏州三星业务后，李东生曾特别指出，这一行为“不代表三星放弃显示产业发展，这次交易，三星没有全部收现金，而是换取TCL华星一部分股权，说明液晶产业的需求还是确定的“。

TCL当然有理由淡定，中国企业面对韩国优势——

• 不仅仅体现在技术产能上，当今世界共有6条10代以上的产生线，中国就有4条，京东方有两条10.5代的，TCL则拥有两条11代的。代际越高表示技术越先进，越容易出效益。

数据来源：华金证券电子元器件行业分析报告

• 还体现在商业模式上。TCL用“效率优先“击败了三星的“利润优先“，高世代投入让中国企业得以主导利润最丰厚的大尺寸面板。
• 更是体系优势，以TCL华星为例，几乎所有国内彩电大客户都与其有业务合作，三星、索尼也是其国际客户，确定的市场，让生产线利用率达到最优。

随着疫情的发展，以及大尺寸液晶面板的强劲需求，行业盈利进入上升周期，这势必极大提升TCL的盈利能力，进而加速行业洗牌，让整个行业向头部集中。“双雄格局”势必越来越清晰。

深度绑定三星这一全球最大显示终端，TCL华星将从三星这一全球最大液晶电视生产企业得到持续不断的面板订单，下游优势将进一步稳固，产业链一体化优势更加明显。

这甚至有望让TCL摆脱围绕供需关系波动的液晶面板市场周期，避开供给过剩情况下价格竞争对企业业绩的侵占。

中国企业凭借自己的成本优势，不断将韩日企业挤出中低端市场，凭借在中低端市场的步步为营、慢慢积累，不断为高端市场的技术开发提供源源不绝的能量。

所以，面板显示领域的“中进韩退“，并非完全的自然转移的结果，这同时是一个中国产业界自主突围的故事，中国企业用技术和实力，让转移提前发生，这也保证了中国能够享受更长时间的技术和产品红利。

破圈：潮头之争

2020年，中国液晶面板产量占据了世界的50%。

液晶面板完成了从美国完成理论研究，日本将其初步商业化，韩国超越，中韩两强并立到最后中国一枝独秀的历史循迹。

不过，中国企业不会再重复显像管时代的错误，新技术的布局与争夺早已悄悄展开。

李东生表示，“在下一代技术开发方面，我们正在努力赶超，这场竞争还在进行中。我们在局部超越和突破之后，还要延伸到整个行业。”

退出LCD的韩国企业，并没有退出面板领域，相反，三星在小尺寸OLED方面实力强劲，占据了80%以上的市场份额；在AMOLED柔性屏方面技术领先；在下一代面板显示技术探索，比如MLED屏上也有丰厚的技术储备。

早在冷战的美苏对抗中，技术的对抗就借用了太空竞赛“高边疆之争”的提法，意思是谁能把技术发展到对方无法触及的高度，谁就有可能占据优势，赢得胜利。

当中国企业不再满足于生产电视、手机等终端产品，而是将中国制造提升到上游的面板，更上游的材料、装备，竞争就会变得更加白热化。

如果不是美国制裁华为，可能很多中国人都还没认识到华为技术能力的强大，不知道芯片领域的板有多短。

事实上，今天只有重视研发的企业才有资格参与未来的大国高边疆之争。

LCD液晶面板的优势让TCL插上了翅膀，公司研发涵盖诸多技术路径，不仅拥有6代柔性屏生产线，在大尺寸领域也在攻克印刷OLED、QLED、MiniLED等技术。

这些新显示技术的需求同时正在牵引更上游的领域，沿着这股牵引的力量，我们可以依稀看见TCL正在构建的科技树。

TCL旗下不仅有TCL华星，也有华睿光电在深耕材料领域，发光材料研发经突破了500多种产品。至于OLED材料生产，QLED材料研发，都处于行业前沿。

还有广东聚华（2014年）在同步进击高端制造工艺，通过与韩国LGC、日本住友化学、日产化学及美国柯狄等世界顶尖企业进行了广泛合作，旗下的“国家新型显示技术创新中心”，也是我国显示领域唯一的一家国家级创新中心，已建成全球最先进的印刷显示公共平台。

这些专用名词，普通人可能一时无法领略其要义。

其大意是，外国在芯片领域对中国卡脖子的一幕，在显示科技方面极大概率不会上演。

中国在液晶显示制造的领导地位，加上对行业和市场的敏锐度，以及新技术的持续注入都在表明，中国已经不再是当初只能跟在别人身后的追随者，而是已经能够把自己的命运握在自己的手中。

结语

大国科技竞争将在三个纵深维度展开：基础研究、应用研发、尖端制造工艺。

基础研究方面，我们和美国等诸多先发国家差距较大，但这个方面着急不得，没有任何捷径可走。

而在应用研发和高端制造方面，我们却可以凭借中国人的勤奋、聪明以及体制优势，一步一个脚印的缩小和先发国家的差距。

中国的未来，需要的就是像TCL这样的企业，在一个行业一个行业，一项技术一项技术的不断积累和突破。

剩下的唯有毅力与决心。

竞争已经开始，中国，再无后退可言。

关于进一步完善研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政策的公告

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2021年第13号

特此公告。

财政部　税务总局

2021年3月31日

位于越南河内的三星工厂

作者：陈帅/董指导

出品：远川研究所科技组

支持：邵翔，复旦大学管理学院产业经济系助理教授

2020年，日经新闻网站（NIKKEI）发布了一篇报道，标题很劲爆，叫《美国从科技供应链中剔除中国行动的内幕[2]》，报道里则揭秘了这样一个故事：一年前的夏天，几位美国官员拜访了一家台北的苹果供应商，直截了当问了一个问题：为什么不把更多产能转移到大陆之外的地方？为什么不加快行动？

“制造业迁出中国”算是近两年的热门话题，热门的目的地除了印度，就是越南，前者工业基础薄弱，后者体量实在太小，基本只能做做组装手机的生意。事实上，真正能承接大陆的制造业体量的目的地，是整个东南亚。

与很多人的惯常认知相反，东南亚并不是一个香蕉共和国的合集。在今年上半年中国进口的价值1540亿美元的芯片中，就有超过300亿美元来自于东盟国家，占比接近20%，远超橡胶、铜铝、海鲜等人们印象中的东南亚土特产。

中国制造业的最大威胁其实是东南亚

虽然国内一直有“别让制造业跑了”的忧患意识，但东部地区高企的土地和劳动力成本，已经很难承载太多电子组装加工等劳动密集型工业，坐拥4亿人口，一半国土面积的广袤西部随之跃然纸上。从这个角度看，要回答制造业能不能留在中国，其实是在回答，中国西部怎么与东南亚竞争？

一边是坐拥漫长的海岸线和世界十字路口的交通便利、丰富的自然资源，以及西方列强毫无戒心的扶植和转移。另一边是全球最大的劳动力市场、高效而审慎的技术官僚政府、和建国后数十年积累的重工业基建能力。

两者的缠斗并不是起于去年，而是跨越了三十多年，双方用自己手里的牌连续进行了三次交锋，来决定谁才是真正的世界工厂。

第一回合：东亚地中海的昙花一现

80年代中期，日本制造业势不可挡的崛起和随之而来的日美贸易冲突，催生了第一次东亚的产能大转移。

1985年，美国逼迫日本签下“广场协定”，希望利用日币大幅升值以削弱日本的出口竞争力。但日本却悄悄地搞起了“转口贸易”来应对，对外投资井喷，5年投了1700亿美元，大把日元洒向东南亚的四小虎，超过一半都是制造业投资。

以四小虎为目的地并不是偶然，1980年开始泰国炳·素添政府、马来西亚的马哈尔迪、菲律宾的拉莫斯都进行了一系列推动发展的改革，但归结起来无非是三板斧：放宽外资持股比例、鼓励出口，金融自由化。再简单一点，就是对外资“门户开放，欢迎客官来玩”。

开放的效果很显著，在日本廉价资本的灌溉下和其他西方国家的跟进下，四小虎形成了三个相对高端的制造据点：

第一个：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半导体联盟。

得益于淡马锡的雄厚财力和西方的产能转移，新加坡的半导体产业自1960年代开始崛起，坐拥当时世界第三大半导体制造商特许半导体，世界第三大和第十大封测厂：星科金朋和UTAC（优特半导体）。有新加坡这个大哥，马来西亚也跟着喝了口汤，马来西亚的槟城，就有一个特色的称号：东方硅谷。

1968年，英特尔在美国开办了第一家工厂，4年后，就在槟城开设子公司，直到今天，英特尔在槟城依然拥有10座现代化组装厂，是其在全球最大的组装厂、实验基地和设计研发中心。

英特尔的入住带动了大批西方公司，AMD、惠普、歌乐、美国国家半导体、日立、和博世都公司纷至沓来。鼎盛时代，据说全球有1/3的半导体封测在此进行，即使到今天，马来西亚一地的封装产业，依然占据了全球13%的市场，使其成为世界第七大半导体出口国，出口值和日本相仿。

第二个：日本一手布局，菲律宾的被动元件。

比起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在东西方左右逢缘，底子更差的菲律宾则选择了全盘追随日本。

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日本逐渐成为菲律宾最大的援助提供国，直到1990年代，菲律宾接受的政府发展援助（ODA）中还有超过50%来自日本。而日本也把自己的看家法宝被动元件布置在了菲律宾。

作为电子工业的原料，电容、电感、电阻三大被动元件一直被日本厂商把控，但常为人忽视的是，日本的产能却是双头布局：除了日本本土，还有一个菲律宾的产能基地。即使到今天，半导体出口依然占菲律宾整体的30%。

第三个：泰国的PCB板（印刷电路板）、硬盘和汽车

在日本的扶植下，泰国的汽车产量一度比肩法国，取代稻米和橡胶，成为泰国最大的产业。曼谷湾两侧布满了丰田、日产和凌志的汽车生产线，一副“东方底特律”的沸腾景象。2015年，泰国乘用汽车生产量191万辆，商用车76万辆，位居全球第十二位，比马来西亚，越南，菲律宾三国的总和还多。

被称为电子系统产品之母的PCB板，泰国则占居了东南亚40%的产能，位居全球前十，与意大利难分伯仲。硬盘上，泰国则是仅次于中国的第二大生产国，一直占据全球1/4以上的产能。

泰国街头的“泰日友谊桥”

四小虎有了外汇，自然就要摆阔。1996年，泰国花3亿美元从西班牙引进了一艘航母，荣登亚洲第三个拥有航母的国家(目前该航母的主要任务是渔民搜救)。同一年，马来西亚的“双子塔”完工，成为第一个非美国本土的世界第一高楼。世界银行锦上添花，发布报告盛赞四小虎的成就。

四小虎的改革完美顺应了日本出海的需求，但也埋下了大量隐患：外国资本来去自由让金融体系风险加大，金融自由化让国内企业大举向外借入廉价资金提高了负债，如果出口不能保持优势，一场风暴难以避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鲁格曼就称，亚洲奇迹不过是一个神话而已，四小虎只是纸老虎。

克鲁格曼说话不讨喜，但看的还是很准，1997年时，四小虎外债逼近GDP的90%。索罗斯等国际大鳄瞅准机会发动攻击，金融危机突然爆发，各国汇率雪崩。为了自保，日本银行和金融投机者对东南亚硬性抽贷，一年时间，超过1000亿美金资本流出东南亚。工厂停工，工人失业，雁阵小队们如同多米诺骨牌一般倒下。

而同期的中国，则深处“改革的深水区”。特区、三角债、下岗、分税制，每一个突破都伴随着激烈博弈，却为中国对外开放搭建了一个更稳定的金融和财税体系。随后，入世谈判在北京落槌，海外资本从东南亚涌向中国。

1991年时，马哈蒂尔曾经宣布了一个“马来梦”，即2020年宏愿(Wawasan 2020)，目标是在2020年让马来西亚成为一个高收入国家。如今，这个词已经被马来网民调侃为“白日梦”的代名词。2005年，英特尔在中国大陆设厂，相关的供应商也随之搬离槟城。一位当地的投资者回忆说，槟城从那以后变成了一个沉睡的小镇。

与之对应的，中国则有了世界工厂深圳和东莞，有了东部沿海发达的制造链，有了全球最大规模的人类迁移“春运”。广东的电子信息产业自2001年起，十年增长十倍，到达2.2万亿元。而中国产业能够完成第一回合的逆袭，用一句话形容就是：苦练内功、摸着东南亚过河。

在第一个回合，面对廉价的日元资本，东南亚率先采取了门户开放的做法，吃到了产业转移的第一波红利。而中国选择了先稳固基本盘，再逐步开放的策略。结果东南亚的十年积累，在金融危机面前损失殆尽，而中国却先稳住了香港，再趁加入WTO之际，顺势崛起。

但随着中国经济的腾飞，东部沿海人力成本不断上升，“制造业转移”的焦虑已有星星之火。这种背景下，第二回合交锋的到来，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第二回合：电子西进运动

要论寻找全球制造业的成本洼地，郭台铭跑得比香港记者都快。中国跟东南亚的第二次交锋，导火索就是他。

2006年11月越南获批加入WTO， 3个月后 郭台铭便率考察团来到 越南北宁省调研。 郭台铭在这里“惊喜”地发现：越南工资仅为深圳的1/3，从深圳龙华到越南北部全程只要14个小时，晚上发零件，隔天上午就能开始组装。把深圳工厂搬过来，可以说是毫无压力。

于是几天后，郭董会见了越南国家主席，拍板了5年投资越南10亿美元的计划，还在北宁买下超过400公顷的土地，全力打造世界级代工厂。“南下计划”雄心勃勃。

结果天算不如人算。第二年金融危机爆发，鸿海的北越设厂计划也受到波及被迫停摆。反倒是中国强有力的刺激政策，再次稳定了实业大佬、国际资本的军心。“中国工人”在美国《时代》杂志的“年度人物”评选中位居次席，他们被称为金融危机后中国经济“保8”的幕后功臣。

然而金融危机两年后，富士康深圳园区发生了“十四连跳”事件，全球200多家新闻媒体涌入龙华园区，把郭台铭的紫禁城翻了个底朝天。这里每天消耗40吨大米、10吨面粉、30吨蔬菜、200头猪、6万个鸡蛋和500桶食用油，供养园区里30万名工人。对他们来说，富士康就是深圳，深圳就是富士康。

在巨大舆论压力下，富士康将深圳园区的工资从800元提升到了2000元。紧接着，苹果CEO库克亲赴深圳富士康工厂考察，最后留了一句话：需要将工厂设在靠近工人家比较近的地方。换句话说，就是深圳工厂得搬迁了。

那么，工厂迁往哪里呢？当时有这样一个数据：一台电脑若以海运的方式从深圳运往欧洲，每台运费约4美元；如果以空运的方式，运费则在20美元到40美元之间。从这个角度来说，东南亚港口众多，运输成本优于中国内地。如果和欧美做生意，东南亚是不错的选择。

富士康想搬迁工厂，深圳想腾笼换鸟，为了阻止富士康南下，一场“西进运动”浩荡开启。一段时间，郭台铭的飞机降落在哪，招商部门官员就跟到哪，在这背后，是一场由重构交通大动脉、建设本地保税区、政府动员式招工组成的庞大计划。

2010年8月，时任重庆市长黄奇帆带队赶赴北京，向海关总署、铁道部提出开行一条重庆至欧洲的铁路大通道的请求。请求背后是精妙的算计：铁路虽然成本比海运高，但速度要远远领先。考虑到数码产品更看重时效性，而且单价高，因此，铁路运送会是电子产业的优选。

得到北京方面的许可以及和五个国家斡旋后，这条大陆桥被完全打通，仅需13-16天就可以将重庆电子产品运到德国的杜伊斯堡，时间仅为海运的1/3，高价值货物运输成本比海运还低。

渝新欧亚欧大陆桥

中西部陆路交通打通的同时，空运也在升级。2007年，河南新郑机场改建竣工；2010年，重庆江北机场三期扩建完成；2011年，成都双流国际机场货站建成投运。三大机场的升级，意味着三省市每年的空运能力合计超过一百万吨，相当于60亿部手机。

郑州航空港

苹果产品制造有一大特点就是“两头在外”，即原材料从外进口，市场向外出口。因此对于加工企业富士康而言，最理想的状况是可以在保税区内加工生产，从而免去进口零件和出口产品的流程、以及费用。于是，一系列保税区建设，紧锣密鼓的推进。

2009年，重庆便跑到北京申报了保税区；一年多后，郑州和成都也前后脚提了申报。为了加快保税区运转，郑州喊出了“百日会战”，三个月完成配套工厂和道路。很快，紧贴着机场跑道的保税区工厂大楼就地而起，一辆辆巴士开始接送工人到富士康工厂上班。

政府争取富士康的第三个路数便是：亲自招工。光富士康河南工厂，就有94条生产线，而且需要35万工人火速到位。为了完成目标，河南省政府召开招工专题会议，层层分解到18个地级市，甚至郑州每个社区居委会都要推荐10个人。成都劳动局则在火车站设立招聘点，现场招募农民工。

结果就是，电子产业链虽然部分离开我国东部沿海，但又大部分被中西部承接：四川生产了全球70%的iPad，河南生产了一半以上的iPhone，重庆则包揽了40%的笔记本电脑。三个省市的电子工业产值合计超过2万亿，相当于整个越南的GDP。

2012年，泰国爆发了50年来最大的洪水，灾区遍及1/3的国土，皇宫也未能幸免。在泰国生产PCB的日本企业不得不选择停工，苹果也将这部分订单转移到了缓冲能力更强、修复速度更快的中国大陆。

三年后，中国芯片封测公司通富微电，将AMD位于马来西亚槟城的工厂悉数收购。紧随其后的华天科技，则买下了马来西亚本土封测双子星之一的Unisem，东方硅谷就此作古。

在中国大陆和东南亚的第二回合交战，中国的地方政府，用新物流干线+保税区+动员式招工的三板斧猛劈快打，在产业链还在犹豫之际就把产能火速拉到中西部。但此时，东南亚也迎来了亚洲金融危机后的最大变局：新的“经济宗主国”韩国的到来。

第三回合：复活四小虎

2012年，三星会长李健熙和接班人李在镕一起访问越南，在当地召开会议，商讨未来布局，最终决定把手机组装业务搬到越南，并为之打造了一个野心勃勃的“李在镕计划”。这也意味着韩国开始接替日本，开始大规模布局东南亚。

同年，三星在越南北部的北宁省安风工业区投建手机组装厂，这座耸立在稻田里的巨大工厂被当地人称为“三星城”，用于制造1亿2000万台手机。工厂电子版上写着：“SEV（三星越南）将成为世界最大的手机工厂，我们对此感到骄傲”。

东亚金融危机后，日本经济总量原地打转了整整近20年，而韩国却从尸山血海中爬起来后，开始迅猛增长，超过俄罗斯成为了世界第八大工业国，人均GDP也达到了日本的7成。但狭小的韩国本土无法承载迅猛崛起的韩国企业，南下成为了必然的选择。2014年，韩国超越日本，成为越南最大的FDI来源国。

越南主要FDI（外资直接投资）来源

近十年，三星在越南总计投资超过173亿美元。仅智能手机一项，越南工厂每年产量就在1.5亿台左右，约占全球总产量的一半。而从整体上看，2018年越南三星的出口额达到600亿美元，是越南全国出口的1/3。更为重要的是，韩国在亲力亲为的培育配套产业链的生长。

2014年，三星曾计划从越南本土采购91种零部件，结果无一合格。因此，为了培育东南亚本土供应商，三星将大批专家派往越南，资金扶上马，技术送一程。截至2019年，有35家越南企业成为三星的一级供应商，190家越南企业参与了三星的供应链。

韩国布局四年后，赢得大选的特朗普也开始以关税和政治施压为杠杠，来撬动中国产业。除了直接粗暴的对中国出口加征关税以外，美国政府还四处游说。今年9月份，美国在台协会官员甚至与欧盟、加拿大、日本等同行一起，举办了一个关于供应链重组的论坛，公开倡导转移。

性质较敏感的网通产品，富士康原本在广西南宁生产，如今已转移到越南北宁，以服务于思科等美国大客户。位居富士康之后的台湾代工龙头，如仁宝、纬创、和硕、英业达等公司，也都在行动。

“仁宝”重启了在北越永福的工厂，网通产品一厂即将满载，生产PC的二厂也将在明年年中投产。一些心急的企业甚至等不及买地建厂。比如通信设备厂商“启碁”则直接租下汉达精密的一间厂房，毕竟再晚一两个月，美国大客户可能就保不住了。

除了做代工的台商，不少苹果产业链上的大陆零件厂也面临搬迁的压力，德赛电池的一名主管提到，客户有七成产品要销往美国，急着找过来要求在越南生产。立讯精密则表示，必要时公司会将受（关税）影响的产品继续转移至越南或其他国家。而据富士康计划，第一台非中国造iPad明年将在越南诞生。

越南本身并不足为惧，但如果以越南组装为核心，加上有电子产业链基础的四小虎，这便会形成一个有实力的零部件供应商，成为中国本土制造业的巨大威胁。而这个威胁正在酝酿。

2015年，三星投资2880亿韩元，在菲律宾拉古纳(Laguna)建设MLCC工厂。3年后，菲律宾产能已经超过400亿颗/月，占三星电机产能的40%，超过韩国本土一倍。2019年上半年，马来西亚槟城的外国直接投资猛增了11倍，达到约20亿美元，芯片制造商美光科技和iPhone供应商JabilInc等美国公司都在槟城建厂。

连遭受洪水重创的泰国电子产业，也看到了一丝新的希望。2017年，全球最大的硬盘生产商希捷，关闭了自己三大组装基地之一的中国苏州工厂，转而计划在泰国布局自己一半的产能。

美国政策施压、韩国砸钱派人，东南亚几国再次发起了对电子产业链的争夺，中国该如何守住西进的成果？

改造西部：基建狂魔逆天改命

面对东南亚第三回合的反攻，中国采取的策略是，利用强大的基建能力，深沟高垒，构建起一道防御产业链外迁的城墙。

制造业的流向，国家间的纵横捭阖固然是影响因素，但归根结底还是两个字：成本。只要成本依旧能拉开与国外的差距，任何外部势力都不可能逆经济规律的让制造业外流。

成本归结起来，有五个最基本的要素：原材料、人力、水电、厂房、以及税收。

目前，越南人力成本比西部低20%以上，也没有美国强加的关税，原材料、厂房、能源、价格也与中国相差无几。这也是不少产业链愿意追随苹果和三星外迁的直接原因。更重要的是，越南也有样学样的玩起来各种园区和保税区，这让中国不得不打出新的牌来守住产业。

这张牌就是，用基建狂魔的传统艺能，改变西部地区的要素价格。

第一个要素就是能源。巨型水电站和光伏电站，正在一南一北的改变中国西部能源结构。

2016年，在四川省和云南省交界的金沙江附近，数百台翻斗车和重型挖掘机正在络绎不绝地从附近的山路上赶来。而在这里施工建设的，是世界第二大水电站白鹤滩水电站，该水电站预计在2022年完工，建成后每年发电量将超过600亿度，接近越南全国发电量的1/3，造价也高达1778亿元，相当于越南财政一年1/3的收入。

白鹤滩的准备工程规模浩大，先需要安置7个县11万多库区移民，再修上13座大桥和30公里隧道用于交通，整整花了5年时间才处理好了外围。而水坝里则有16台50多米高、8000多吨重的百万千万巨型发电机，每一台重量相当于一座法国埃菲尔铁塔，也被誉为是水电行业的“珠穆朗玛峰”。

白鹤滩水电站施工现场

在中国西南，长江电力主导的金沙江、华能水电主导的澜沧江、国投电力和川投能源主导的雅砻江上，14座大型水电站交替开工和竣工。它们的电力，将是三峡发电量的四倍以上。其中白鹤滩、洛溪渡、乌东德水电站将分别是世界第二、第三、第七大水电站。在2022年以后，中国无疑会包揽全球水电站的冠亚季军。

与西南水电同期进行的，还有西北的光伏发电。在过去的十年里，光伏长期被人冠以“骗补”的嘲讽，中国光伏企业也在残酷的技术路线选择中一茬茬的破产，但在2019年，人们终于惊奇的发现，已经有19个省能够实现光伏发电成本与煤电打平，并且依旧在以近20%的速度降低成本。

达拉特旗光伏电站

另一张牌，则是用改善交通，降低原材料的运输成本。具体来说，就是用密密麻麻的高速和高铁将西部整合成一张不输东方的交通网，东部的零部件，原材料可以低成本、顺畅的输入到西部的生产基地。

2019年，贵州高速公路通车里程达6453公里，在全国位居第七位，超过江苏，但这个里程背后，是世界前100名高桥中有47座在贵州。是贵州有超过1400座隧道，让贵广高铁一半都在地下通行。

改变了要素结构以后，西部手中平添了几张大牌。比如电价的下降，将会增强对高耗电的半导体产业的吸引力。以台积电为例，其一年的耗电量130亿度，如果每度电便宜1毛钱，每年就能节省2亿美元的电费成本。

这意味着，西部可以成为半导体等高耗能电子制造业的基地。实际上，去年三星就在西安加码了100多亿美金，用于扩展芯片工厂。像三星这样零部件厂内迁的产业并不少，京东方连续追加资金扩产的成都面板工厂、紫光集团准备投产的重庆存储芯片基地，都说明第二次西进运动正在悄然进行。

这次，不是单纯的组装厂，而是更有技术含量的零件厂。这也意味着，西部在几年后，零件原材料和能源上都会显著低于东南亚，从而抵消掉人力成本上的劣势。

西进和南下的第三次交手，脚步声更近了。

尾声

在过去的四十年里，谁能当上世界工厂，除了自身的努力以外，也离不开拥有超大跨国公司的经济体在背后的布局。

90年代的泰国，能成为“东方底特律”，离不开日本的全力扶植，近10年越南的迅速崛起，离不开越南和韩国隐隐浮现的经济同盟关系，本质上都是一个有布局能力的工业国在培训一个头号马仔。

但无论是东南亚金融危机，还是次贷危机中的表现，都会发现这种捆绑式的发展的隐患：在经济危机中，大哥一旦收缩自保，砍掉订单需求和资金支持，小弟就要伤筋断骨，很容易陷入繁荣衰退恢复的周期中走两步退一步。这也导致了这些国家工业化水平总是难以有质的提升。

真正成为制造业强国，而不是“工厂”，不能只盯着领先国家的产业转移，也要有内功：重工业化能让本地配套低成本的发展起来，强大的基建能力能压低要素水平，本土的超级公司能掌握品牌和需求。这几点，正是在中国每次和东南亚交手时所练的内功。

Top Glove是全球最大的橡胶手套工厂，位于马来西亚

上个月，他们的2000多名工人感染COVID-19

第一次交手：东南亚抢到了日本的产业转移，但由于基础工业发展水平不高，让泰国不得不大批进口国外的设备和零件，成本高企。而同一时期，中国大刀阔斧的改革，钢产量也突破1亿吨成为世界第一，基本功在发展中国家里成为独一档的存在。

第二次交手：东南亚想以更低的土地和劳动力要素来争夺产业。但中国反应迅速，抢先将产业内迁。这背后也是中国强大的基建能力，能在两三年就将中西部荒无人烟的产业园建成交通、工厂、水电全部配齐的后方产业基地。

第三次交手：除了早早布局超级工程，降低要素成本以外，全球产业链其实有了更为深刻的变化，那就是中国自己成为了棋手，有了布局能力。尤其对高端制造业来说，仅仅一个不停电，就能淘汰一大片国家。

四小龙和四小虎的不同命运，根本原因在于，前者在威权政府主导下，诞生了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和节奏进行投资的企业，三星在亚洲金融危机时的反周期产能投资、台积电在次贷危机期间加大研发支出、都让危机变成了机遇，这就是棋手和马仔的区别。

中国在消费电子领域，已经诞生了掌握终端需求的品牌、也有了庞大的本地供应链，这意味着主动权本身是掌握在中国自己手中，选择南下或者西进，都只是根据要素价格的选择。即使南下，也只是一种外溢。几个西方品牌掌握全球供应链布链能力，可以决定一个大国工业化水平的日子，其实已经过去了。

哈佛商学院的教授加里·皮萨诺曾在《制造繁荣:美国为什么需要制造业复兴》中提到：美国人曾经认为，创新和制造是可以分离的，创新是白领在星巴克狂饮咖啡，苦思冥想，是企业家在午餐时在餐巾纸上勾勒灵感。但事实上，没有工程师在工厂里对制造工艺苦心孤诣，这些创新都是纸上谈兵。

把削切金属、组装零件、管理产线等脏活累活转移出去之后，美国的创新，就只能在东方实现产业化。当美国试图让制造业回流的时候，已经找不到足够的驻场工程师和高素质工人，只能看到威斯康星州的富士康工厂历经四年落空，波音不得不从麦当劳招聘产线操作员。

一个国家要想保障普通民众的就业和生活，就一定不能丢掉制造业。无论是大洋彼岸的《美国工厂》，还是我们自己拍的《铁西区》，都在不断地拷问我们： 降低制造业成本的努力，我们做得足够多了吗？

自然环境、基础设施和耕地红线一直是制约中国西部发展制造业的掣肘。但在可见的未来，无论是重金投入的交通网络，还是水电光伏的超级工程，其根本目的都是不断降低西部的要素成本，让制造业留在中国，让就业留在中国，让有尊严的生活留在中国。

那些“制造业外流能倒逼产业升级”的鬼话，连信都不要信。

　　意见表示，1350万名制造业人才中，专业技术人才约280万人，技能人才约850万人，经营管理人才约220万人；从业人员受过高等教育比例达到30%以上，高技能人才占技能人才比例达到35%以上，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研发人员比例达到10%以上。

　　意见提出包括加强制造业人才发展全省统筹规划、优化产教融合的制造业人才培养体系、创新制造业领域“高精尖缺”人才引进模式等十个方面的重点任务和一系列务实举措。

　　目前，广东省委组织部、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正联合开展广东省制造业高端人才“千企智造·智汇行动”，包括定向精准引进约200名博士以上、高级工程师职称或者年薪50万元以上的“高精尖缺”人才，并由政府按照引进人才年薪的8%，向企业资助引才费用；同时，也广泛对接引进硕士以上、高级技师职称或年薪30万元以上的制造业骨干人才，搭建高质量的人才“云招聘”对接平台，发动千家制造业企业入场释放岗位。

　　截至11月23日，参与到活动中的制造业企业已达1600余家，基本涵盖广东主要制造业企业，通过活动释放的岗位需求达11500多个，覆盖技术研发、经营管理、高技能人才岗位等。其中年薪30万元以上岗位数约1700个，年薪50万元以上岗位约700个，年薪100万元以上岗位约230个，岗位年薪最高达400万元。

作者 | 李富强

编辑 | 熊文明、刘爱国

数据支持 | 钛禾产业研究院

变革者

No.17

明朝崇祯年间，中国江西一位名叫宋应星的县学教谕写了一本涵盖农工两业的「杂书」——《天工开物》，迅速成为当时的畅销书，并出口到全世界，给各国技术进步带来深远影响。

其中《冶铸》《锤锻》《燔石》等篇章，图文并茂详解了工艺的选材、工具、步骤等，甚至已经有了定时、定量和成品率的概念，堪称现代工艺手册的雏形，县城老师宋应星，也因此被英国科学史家李约瑟誉为中国的「狄德罗」。

这本「杂书」发行之时，欧洲的启蒙运动才刚刚萌芽，美洲大陆正在打响持续百年的殖民地战争，日本江户幕府颁发了锁国令，实行了长达两个世纪的闭关锁国。但是由于书中含有「东北夷」、「北虏」等敏感词，这本书在清朝乾隆年间成为禁书。一百年后，当欧洲开启如火如荼的工业革命之时，这本诞生在中国的科技著作，却被尘封在宁波的天一阁里。

《天工开物》插图，1673年初刊

虽然书中大量记载的是古代手工业的生产工艺，与现代化生产定义的「工匠精神」存在一定差异，但起码说明，我们的老祖宗已经有了「精工制造」的意识和传统，甚至在某些理论方面遥遥领先于世界。

后面的事情众所周知，世界科技进步的天平被工业革命的火车头碾碎，中国自此落后于世界。虽然新中国成立以后通过技术引进和自主创新，中国制造在许多领域已经逐步跨过「从无到有」这条河，正在攀登「从有到优」的高峰，但至今仍在奋起直追的道路上。

如今，我们可以造得出不同形态的材料，多种型号的机床，甚至实现了一系列重要装备从无到有的跨越，但国产工业品仍难以彻底甩脱「质次价廉」的标签——这其中的巨大差距之一，就在于工艺水平。

当前，面对美国人发起的贸易战和科技封锁，中国已经可以凭借最完整的工业体系正面硬怼（参见前文：《中国制造，拿什么破解金枪锁喉？》）。但是摆在中国制造眼前的现实问题是，真正卡住脖子的并不一定是别人的锁喉大招，也可能是自己喉咙里的一根鱼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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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靠谱的产品？

2012年，刚刚接手华为手机事业部的余承东，面对的是一堆「山寨机」、「贴牌机」的标签，当时的华为手机在「中华酷联」四大国货品牌中销量垫底。

随后8年的智能机翻盘之路，华为团队不仅要努力提高产品的技术含量，更是要着力改善产品的可靠性，余承东不止一次在公开场合宣称：

「要把华为手机的平均故障率做到三星苹果的十分之一。」

好产品并不是全靠科技含量堆砌出来的。一个小小的质量事件就可能让整个产品全线溃败。2016年，因为过于追求电池创新设计，而多次出现爆炸事故的Note7让三星公司元气大伤，即使日后攻关折叠屏黑科技，也因隆起、闪屏、黑屏等频频出现的故障问题导致口碑骤降，中国市场占有率从20%跌至仅有0.8%。

性能参数往往代表产品上限，而工艺水平则意味着产品底线。上限能说明你有多牛，底线则决定了你有多靠谱。

「国产不靠谱」仍然是至今常常在各行客户口中听到的刺耳声音——仔细分析这个不靠谱的原因，未必是国内厂家造不出合格的产品，而是成品率偏低，即使合格产品里面的性能质量也参差不齐。

2020年7月，中国第一个火星探测器「天问一号」发射升空，中国科技启航驶向浩渺宇宙的更深处。这项历时4年的复杂工程，也是从最基础的航天材料和紧固件开始构建的。例如有着优越抗氧化性、耐腐蚀性的镍基高温合金（Inconel），此前被用来制作在发射平台上固定航天飞机的8个双头螺栓，也代表着超高的原材料生产加工水平。

Inconel合金也是航空发动机的重要原材料。航空发动机几千甚至上万小时的寿命周期，对材料的稳定性有着极为苛刻的要求。材料源头的性能稳定，决定了加工成型、试验验证的乃至维修维护的一系列问题。

以其中的Inconel718(国内牌号GH4169)钢棒为例，国内产品室温性能与国外产品水平相当，但个别元素最终成品含量、晶粒度的炉次间稳定性和高温性能却不如进口钢棒表现优异——同样是合格产品，国产钢棒离散系数要比进口钢棒高得多。

虽然偏差一定会存在，且在误差范围内的偏差都是被允许的，但是成熟的工艺会让偏差更集中可控。如果产品一致性强，偏差集中在某一个方向，可以在后续的工序中进行校正。而不确定的偏差则会遵循牛鞭效应，在零件加工、部件装配、成品装配环节中逐级放大，最终成品的性能将是离散和不确定的。

以上这段举例，翻译成一句话就是：打造一只完美的木桶，要先把每一块板都尽量打磨得没有瑕疵。

2018年，历来天马行空的乐高团队按1：1比例组装了一辆速度能够达到20km/h的布加迪Chiron跑车。除了轮胎是特殊材料，这辆布加迪完全由超过100万个乐高Technic积木拼成，没有用到任何胶水，连装配用的电动螺丝刀都是「乐高版」。

1：1比例组装的乐高版布加迪Chiron

拼插积木有很多，但敢用积木造一辆真跑车，还能上路行驶的只有乐高。这种底气，源于每块积木抽检中误差不超过0.1mm的一致性。

比较之下，目前许多国产工业品，在结构简单的场景中尚且堪用，但要支撑更加复杂庞大的高端制造体系时却显得底气不足、根基不稳。而当中国制造突破「造得了」的瓶颈，继续向「造得好」精进时，产品稳定性、可靠性将是我们向产业链高端爬升的持续保障。

卡在中国制造喉咙里的第一根鱼刺是「工艺」。要把这根鱼刺拔出来，大概可以分三步：

第一步：揪出细节里的魔鬼

第二步：技术管理并步提升

第三步：借助数字化的翅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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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揪出细节里的魔鬼

德国工业巨头克虏伯公司奠基人阿尔弗雷德·克虏伯，在19世纪对工业生产提出了一项规定，要求每一个生产环节都要有细致规范的指引：

「规则必须为每一种情况和每一道工序而制定，并且要制定每个人的责任与权利。」

克虏伯公司出产的钢卷在高品质、高价格的细分市场始终占据主动。这位14岁就全权掌管企业的金牛座男人，正是靠着恪守纪律和严控细节，才带领克虏伯从一个濒临破产的作坊式工厂，成长为世界第一的军工联合体，并被视为德国重工业的缩影。

阿尔弗雷德·克虏伯的手稿

建筑大师密斯·凡•德罗曾经说过一句话叫「上帝藏在细节中」（Godis in details），后来被人们引申成「魔鬼藏在细节中」，这句话也一度成为郭台铭最常挂在嘴边的口头禅——任你整体表现看起来如何完美，但隐藏在微末毫厘中的疏漏却是让千里之堤溃散的蚁穴。

钛禾智库在长期的制造业调研中，见过「细节中的上帝」，见过「细节中的魔鬼」，也见过「把魔鬼变成上帝」。

2019年，国内某铸件企业接到一项结构复杂的产品订单，技术团队日夜攻关，报废数次终于生产出一批验收合格的零件。客户加订两批，按照相同工艺生产的产品却均因化学元素不合格而报废。生意来之不易，厂里从上到下都很重视，新一批产品投产，领导各环节跟产——还是同样的工艺，这一批的化学成分又「神奇」的合格了。

在对比前后几批生产数据后，复查结果浮出水面：不合格品在熔炼时长和浇铸温度均按照工艺的上限执行，致使一些金属元素在加热过程中过度烧损。出熔炼炉到浇筑的时间没有作出细致明确规定，导致液体与空气接触时间过长，又影响了氮元素含量。

在找到问题的症结之后，车间管理人员对几个相关工序进一步细化，压缩操作时间和温度控制范围。这一举措带来的直接效果是，此后交付的几个批次元素含量都稳定得多，性能参数也更加集中。

产品能够造出来，说明工艺方案的大方向对路；但要获得质量稳定的产品，则需要工艺细化。工艺细化就是靠严格的过程控制把细节里的「魔鬼」揪出来，再把魔鬼变成「上帝」。

在中国追赶世界先进的道路上，有人喜欢装备加成，有人喜欢多学技能。砸钱进口最好的原料和最新的设备，或许可以在短时间内达到提升产品质量的目的。但是反观欧洲一些老牌工厂，用着20年前的老机器，却靠着一摞摞比我们厚重得多的工艺说明，照样能保证稳定可靠的产出。

长期持续对工艺细节的打磨，既是做百年基业的决心，也是中国制造目前最缺的一口真气。

制造业中每一家企业、每一个车间都是工业大生态中的一环，你产的材料用于生产我的设备，我造的机床成型了他的零件——各个环节的管控都逐步走向精细化，整个中国制造的大链条才能完成螺旋式爬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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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疗：技术管理并步提升

抓细节是个长期不懈的工程，如果这根弦稍有松懈，「上帝」也会重新变回魔鬼。

2017年，日本神户制钢造假事件引发舆论哗然。这家曾被视为「工匠神话」代表的日本第三大钢企，被曝出长期在管理层知悉甚至授意的情况下，篡改尺寸和强度等出厂数据以次充好。这些流出的不合格品，被用来生产丰田汽车、新干线以及日本国产的MRJ支线客机等。

这些被篡改的参数早在出厂前的检测中就被发现，工厂管理层却默许了造假行为。质量的保障不是靠最终检验，而是需要在一道道严密的工序里实现——即使具备较强的技术加工能力，但假如放松了对过程的管控，原本有效的工艺也得不到全面执行。

与神户制钢的造假事件先后曝光的，还包括东丽公司轮胎材料、高田安全气囊、三菱燃油效率等一系列数据造假丑闻，日本的工匠神话随之幻灭。在品质管控上投机取巧的还不止日本企业，著名的德国大众汽车尾气检测造假事件，波音737 MAX的两起空难，都与管理层对品控纵容有着密切关系。

这些当初依靠过硬品质爬到制造业链条顶端的国际老牌企业，拥有雄厚的科研实力和细致的工艺流程，按理说应该提供最可靠的产品，却在品质管控上马失前蹄，透支了多年积攒的口碑和名望。如今，神户制钢仍在努力挽回名誉，而737 MAX也被全面停飞，重返蓝天遥遥无期。

而正处于追赶期的一些中国企业，经常遭遇的却是另一方面的问题。

与进口设备一起引进中国的，还有精益生产、六西格玛、5S管理等先进管理方法，但是当许多企业把整个生产流程掰开揉碎，去粗取精重新组装，却发现这些洋方法提升最大的是生产效率，对生产品质的改进则远远不及预期。

深究其原因，有一个经常容易被忽视的基本逻辑：

工艺的完善首先需要基于成熟的技术能力。当技术的内核沉淀不足时，仅靠管理上的增值，是很难弥合与改进目标之间差距的。

也就是说，打铁还得自身硬。好鞍配好马才能发挥最大效力。

真正涉及核心能力的工艺细节，在任何行业内都是「秘籍」，无法像套公式一样用现成的管理工具来应用破解。同样，再成熟的管理工具，也需要在不同的企业语境下进行个性化调整。

工艺流程的精细化，技术能力和管理思维是缺一不可的两条腿，既不能倚仗技术优势而放任管理疏漏，也不能依赖管理方法而忽略技术基础。

4

预后：借助数字化的翅膀

从中国制造到「中国精工」，需要把工艺观测的放大镜换成显微镜，而这枚能让内部微观结构分毫必现的高倍镜片，是需要靠海量的经验和数据积累打磨出来的。

相比沉淀数百年的欧美制造强国，中国制造目前积累的数据，尚不足以形成系统性的定量规律，仅能观察宏观表面，无法探查内部构造。

所幸中国人赶上了数字化革命的高速列车，1.0的放大镜，有机会跨过2.0的光学显微镜，直接换成3.0的电子显微镜。

一方面，数控加工技术、自动化生产线的普及扩大了工厂产能，数据积累的效率得到空前提升。另一方面，仿真软件的应用，也改变了曾经需要像盲人摸象一样确认方案，再根据加工结果反查工艺流程的验证过程，在加工之前就排除一些人为疏漏，验证成本得以大幅度压缩。

仿真软件模拟加工过程和结果分析

实际上，这些数字化技术的金字塔底座，也是靠无数的数据颗粒积聚起来的。

大数据时代的到来，给中国制造业带来缩短数据规模差，甚至逆袭的难得机会。但是随着数据激增，各种「云」、「库」、「链」层出不穷，又给生产管理带来新的困惑：究竟工艺流程的颗粒要细化到什么程度？怎样让越来越多的冗余数据，不会反过来影响客观判断？

工艺流程的精细化，往往是一个先做加法再做减法的过程，数据积累只是起点，数据治理和数据应用才是后面的大课题。

以航材上应用较多的7050铝合金为例，作为面世近半个世纪的老牌合金，多年来中国人从「量」上获得的数据已经非常可观，然而国内有此生产能力的铝厂两只手都数的过来，能够保持批次稳定性的更是少之又少。原因还是在于当年通过技术攻关解决了从无到有的问题后，并未通过数据积累，对工艺流程进行持续改进。

在工艺流程上实现数字化转型的一条基本路径是：从足量的数据中发现生产规律，找到整个工艺过程控制的关键点，再移除多余的工序，或者根据交付需求对控制范围进行调节，充分发挥工艺的柔性。

这需要有相当扎实的基本功——马步扎得不稳，经验积累不够，即使插上数字化的翅膀，也很难飞得更高。

波音客机从上世纪五十年代707开始起步，但直到787才大量运用新型材料，在此之前几代产品中，底层材料、零件加工和装配等工艺继承性很强，并无断档式跨越。研发、制造、检测中的数据流转不仅是一个闭环，也是一个持续上升的螺旋，支持工艺水平在产品的升级迭代中连续稳定的提升。

这意味着足够的耐心和长远的眼光。而一个经常有的教训是：我们在追求发展速度时，往往容易重视新课题，忽视老问题。

精细化生产是一场持久战。既要有「显微镜」看工艺细节，掌握更稳定的工艺方法。也要用「望远镜」看长远，重视持续改进基础制造工艺，才能留有向专、精、特、新产业链高处攀登的后劲。

「显微镜」与「望远镜」，前者知晓方寸，后者探求边界。

5

尾声：中国答卷

当前的中国制造业正处于一个较为割裂的阶段：日新月异的技术突破与相对薄弱的工业基础共生。

这一代产业人也因此面临着双重考验：一方面是新概念、新科技层出不穷，新课题、新产品快速迭代。另一方面，已经涉足的领域向内渗透不足，大量短板甚至空白尚待填补。与此同时，我们还要面对老牌工业强国的科技封锁，一些关键材料、元器件和设备常常在博弈中被掐住七寸。

工业体系上，中国已经有了硬怼外界金枪锁喉的底气。但工艺水平等方面，还需要一根一根拔出卡住我们喉咙的鱼刺。中国的科技工业树在向上开枝散叶的同时，还需要持续往下扎根。

2020年4月，教育部组织研制并发布了《中小学生阅读指导目录（2020年版）》，著于300多年前的《天工开物》被列入其中，成为官方推荐的中小学生课外读物。生产实践的普及提前渗透到下一代的教育中，同时也呼唤深植于民族精神中的创造力。

1976年，李约瑟在其编著的15卷《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提出了一个著名问题：

「尽管中国古代对人类科技发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贡献，但为什么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在近代的中国发生？」

美国经济学家肯尼思·博尔丁把这个问题称之为「李约瑟之问」。随后40多年里，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与「科学春天」的到来，「李约瑟之问」引发了无数学界和产业界人士的持续探讨。或许这个问题暂时没有一个确切的答案，但是突飞猛进的中国制造业，正在奋力做好这份答卷。

[1] 张方\王林岐《国内外GH4169棒材质量稳定性分析》，锻压技术，2016年09期

[2] 黎峰《国际分工新趋势与中国制造全球价值链攀升》，江海学刊，2019年03期

[3] 严鹏《工匠革命：制造业的精神与文化变迁》，电子工业出版社，2020年8月

[4] 韦康博《国家大战略：从德国工业4.0到中国制造2025》，现代出版社，2016年8月

[5] 杨斌\李建明\李东红《中国高端装备制造业发展报告》，清华大学出版社，2017年

[6] Joseph Needham《中国科学技术史》，科学出版社，1990年